后记（第2/3页）

而江河、舒婷、林莽、杨炼、多多、芒克等“朦胧诗人”，我同样了解不多，算起来，我和舒婷、林莽都见过三四次面，很佩服他们的人品，却没机会深聊；和多多在一次会议上见过，但整个会议期间他都忙于和其他诗人交流，除了见缝插针地合了几张影，很难再有其他聊天的机会；江河、杨炼和芒克，读过他们的不少作品，却从未接触过真人。相对于“第三代诗人”，总体而言，我对“朦胧诗人”比较陌生，更重要的是，在我疯狂地阅读现代诗的1990年代初期，他们却集体“消失”了，如果我硬着头皮写一批自己不熟悉的诗人，那样不仅是对自己、也是对别人不负责任。

这样看来，写一本关于“朦胧诗”的书，只能是内心深处的梦想，至少在最近几年内不可能实现了。

和一些同龄人只写某一种文体不同，因为人生经历和个人爱好的原因，我尝试过多种文体的写作。最初，我写古体诗，1987年左右，在一些台湾诗人（主要是余光中和席慕容）的影响下，开始写新诗，同时写一些小散文。参加工作的头一年，我写过小品剧本并参与表演。到新闻单位工作后，又习惯了消息、特写和通讯。再后来，写文学评论也上瘾了。1998年到2001年间，我还写过几个短篇小说。2002年左右，我决定写长篇，但最终半途而废——我发现已经写好的六万字，至少有一半非常低级琐碎，读一遍感到好玩，读第二遍就感到有些恶心了。现在，这篇六万字的小说片段仍躺在笔记本电脑里，我想，只要我还未沦落到卖文为生的地步，这一辈子我是不会再碰它了。

因为上面的尝试，我历来有一个见不得人但又悄悄得意的想法，那就是，能够像我这样比较自觉地在各种文体中转换——我说的是在同一篇文章中同时具备几种文体的性质——在诗歌界并不多，它们令我的文章既有一定的文学性，又兼具新闻的现场性和传记的资料性。本书也是如此。由于涉及的内容比较复杂，不仅仅是谈诗，还有诗人的成长故事、作品细读、诗坛状况介绍等，总体而言，它是一部随笔集，但它又兼容了文学评论、人物传记甚至新闻报道的特征。而书中引用的那几十首诗，也足以构成一个优秀的诗歌选本。我戏称它为“四不像”。一个兄长对我说，其实你可以把“四不像”写成“四像”的。在他的鼓励下，从2009年5月起，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进行打磨，最终成为现在这副模样。其实，不管它是“四像”还是“四不像”，我很满意这种文体，它最大程度地表达了我的内心。

令我欣慰的是，对这本书最初的设想也没有浪费，关于刊物、选本、事件、争论、流派等方面的论述，构成了我2008年1月出版的专著《朦胧诗以后——1986—2007中国诗坛地图》的主要内容。需要说明的是，《朦胧诗以后》的“上篇”也出现了《一个人的诗歌史》的少许内容，但无论从文章的篇幅还是内容的厚实度而言，《朦胧诗以后》中那些类似的文字，都远不如《一个人的诗歌史》丰富。

下面这些话不是客气，而是必须——

感谢本书所涉及的诗人黄灿然、西川、于坚、欧阳江河，以及顾城的姐姐顾乡老师。他们在我写作过程中都给予了很多有益的提醒，却宽容了我的放肆。他们的严谨、睿智、宽容乃至苛刻，于我都是一种营养。

感谢本书所引用文字的主人们，于本书而言，他们的观点有时候是锦上添花，有时候更是雪中送炭。他们的名字在正文中都已提及，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感谢《读库》主编张立宪。今年4月，他看到我寄去的稿子之后，慷慨地挑选了部分文章，从2009年第二期开始进行连载。借助《读库》在“读粉”中的巨大影响，一些文章发表后受到了令我惊讶的关注。写海子的那篇文章发表后，一个读者专门找出了《海子诗集》，把文中引用的诗歌全部校对了一遍。反响最大的是写顾城的那篇，不仅许多读者在博客中撰写了读后感，还被《三联生活周刊》等媒体推荐。

感谢《花城》副主编朱燕玲。在2009年5月西安举行的第二届中国诗歌节上，我有幸结识朱燕玲老师，在她的帮助下，我的一系列文章得以在《花城》上开设专栏进行连载。收入本书的关于于坚和欧阳江河的文章，即为该专栏的前两篇。本书出版时，这个专栏仍在进行着，没有收入书中的那些文章将构成我下一本书的主体内容。

感谢著名诗人柏桦和王家新，他们是我和本书的责任编辑一致认可的序言人选，也是我心目中最开阔和有深度的诗人、学者之一，我对他们的阅读已经持续了二十年。毫无疑问，这两份序言提升了本书的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