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十三年

雍正元年,清世宗胤禛登基没几日,连发多道圣谕,谆谆告诫各级官员。雍正皇帝发给知州、知县的谕示中,专门警告官员,不得“或借刻以为清,或恃才而多事”。所谓借刻以为清,就是把苛刻严酷当清廉,或自以为清廉便为官凶残。所谓恃才而多事,就是自以为才能卓越,便政事频出,劳民伤财。雍正皇帝看穿了某些“清官”、“能官”的面目,可见是个明白君主。

坊间传说雍正皇帝苛酷,亦是不争之史实。他对骨肉兄弟之残忍,对功勋大臣之无情,都是有史可考的。但他也有仁慈的时候,行事法度严谨。比如,雍正元年正月初二,这位皇帝命户部严查恩赏老人之银两,不许丝毫侵扣。老人年九十以上者,州县不时存问,或鳏寡无子及子孙不能养赡者,设法恤养。又如元年初,朝廷于京城煮粥赈饥,来京就食的穷人很多,雍正皇帝命煮粥期限延长,每日增拨银钱和粮食。直隶、山东、河南籍的饥民距京城较近,朝廷发给银钱劝遣他们回家。官府把事情也做得很细,查明直隶等近京三省入京饥民共一千二百九十六名。

山西、陕西有所谓“乐籍”,其状甚为悲苦。因明初永乐起兵,有民众未肯附顺,明成祖遂将他们的子女发入教坊,编为“乐籍”,世代女子,逼勒为娼。无论绅衿贡监及土豪地棍,呼召不敢不往,“侑酒宣淫,百般贱辱。”雍正皇帝看了御史年熙的条奏,命除去“乐籍”,改业为良。浙江绍兴还有丐户,又称惰民,另编为丐户籍。此亦为前明沉锢,“农工商贾无其业,礼义廉耻不相关。男则吹乐捕蛙,妇则做媒送嫁”。雍正皇帝也令他们改业为良,自食其力。这些也算得上德政。

雍正皇帝憎恶贪官,遇着廉官就大加赞赏。两广总督杨琳,原为十阿哥属下,常年需向十阿哥孝敬。杨琳奏言:自康熙五十四年任广东巡抚起就应酬不暇,自己所有收入不足供十阿哥王府所用,除任内每年所有之外,将京中住房及素日所有尽行变卖,可能还会负债。雍正皇帝见如此封疆大吏,清廉到官俸不能养家,也像凡人一样动情起来,朱批道:今日之皇帝乃当年之雍亲王也。大家今日只要共勉一个“真”字,一个“好”字,君臣之福不可量矣!

皇帝就是不叫官员廉洁,官员们嘴上也会讲廉洁,只不过有的是真心,有的是假意。云南巡抚杨名时折奏:巡抚衙门所入,有藩司平规四千两,通省税规七千两,连盐税四万六千两,共五万七千两,请准留若干,其余应允公用。怎料雍正皇帝却恼了,谕示道:督抚这点银钱,岂可用法则限制?取所当取,而不伤乎廉;用所当用,而不涉乎滥!若一切公用、犒赏之需至于拮据窘乏,殊失封疆之体,非朕意也!雍正皇帝竟然还以此责备杨名时:矫激以沽誉,不知是何用心!杨名时因了这道倡导廉洁的折子,稀里糊涂成了罪臣。马屁拍到蹄子上,真是圣心难测!十三年后,乾隆皇帝弘历即位没几日,就把先皇时日的待罪之臣杨名时召回京城,赐礼部尚书衔,领国子监祭酒,兼值上书房、南书房。弘历谕称杨名时:为人诚朴,品德端方。这是后话了。

翻阅雍正逐日朱批,方知皇帝当得实在辛苦。雍正皇帝励精图治,似乎很快就见效了。山东巡抚黄炳奏称:“双穗瑞谷,处处挺生。”雍正皇帝很高兴,谕称:“此诚天地神祇并皇考圣灵垂佑之所致也”,“亦由民风淳朴,封疆大吏治理有方,始克睹嘉谷之祥”。全因皇帝喜欢,各省督抚便纷纷奏报瑞谷。江西、山东等地麦谷双穗双歧,四川的黍一秆四穗。紫禁城内的莲花也很争气,居然同茎分蒂。大学士们奏请:诸瑞叠至,皆皇上盛德之所感召。雍正皇帝愈发高兴了,谕示:宣付史馆!史书要重重记上一笔了。

但天下并非真这么快就太平了。漕运总督张大有奏报:山东沿河州县忽生蝗虫,百姓将半熟之高粱、谷子抢收三四分,其余尽被蝗虫食尽。秋收无望,士民哀恳救济。巧的是闹蝗灾的地方,正是率先奏报瑞谷的地方。

天灾难免,人祸也难免。很快就发现了大贪官,江苏巡抚吴存礼被革职。查明吴存礼用其贪污所得,贿赂朝中大小官员及太监等,共二百二十六人,计银四十四万三千七百余两。今人熟知的名臣嵩祝、李光地、张鹏翮及六位皇子皆在受贿之列。

自古官员为贪,手段百出。雍正初年,官员们流行建生祠书院。皇帝看出其中蹊跷,发布上谕禁止,说:此种生祠书院,各地建得很多,不过是官员在任之时,或由下属献媚逢迎而建;或由地方出入公门的有钱人、包揽官司的讼棍倡议纠合而建,实则假公派费,占地兴工,劳民伤财。生祠书院或为宴会游玩之所,或被本官据为产业。雍正皇帝下令,将已建生祠书院改为义学,不听法令仍行建造者追究本官及为首倡建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