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经典

我生于1963年，应该说还是个不错的年头——我没有饥饿的记忆，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所以长大后与几个比我年长三四岁的朋友玩，他们就会摆谱：没经过三年自然灾害的人就是幼稚。他们洋洋得意，因为饿过。

我母亲见过一个人活活饿死，一个活人，是怎样饿死的。她一天见到巷口围了一堆人，正想走过去，她胆小，只要见一堆人围着，也不管什么事，就先心跳。邻居小女孩恰巧一转身，看到我母亲，就喊：

“阿姨，阿姨，快来看饿死人！”

看完饿死人——人饿死之际抽搐着，会缩小，像揉皱一张纸。我不知道这是我母亲的说法，还是我的想象——我母亲呕吐。饿死的是一个孩子。我也不知道这呕吐是看到孩子饿死呢，还是妊娠反应。母亲语焉不详——她一直没告诉我是哪一年见到的，只笼统称说为三年自然灾害。如果是1962年，也有可能这呕吐是妊娠反应吧。该怀上我了。一边在死，一边要生。

后来我母亲就把这件事当作经典——常常向我说法。我太挑食了，她就说。后来我有了点正义，有了点同情心，就问道：

“你看着那个孩子饿死，就不想给他一点吃吗？”

母亲回答：

“那时候自己都没吃。”

我紧追不放：

“怎么你没有饿死？”

祖母听见，一巴掌打向我，连声怒斥：

“孽子！”

饿死的是一个孩子，在巷口。我的祖母闭口不谈这件事。巷里的老人们也闭口不谈这件事。他们觉得一个孩子饿死在他们生活了几十年甚至几代的巷口，总不是件光彩事。他们觉得脸上无光，觉得不道德、可耻，觉得自己一世清白，被一个孩子——一个外来的、不知名的孩子饿死在巷口而被玷污。二十几年后，我去走访巷里的老人，有位老人说：

“饿死孩子？这件事不知道。我在这条巷住一辈子，从没听说过。”

我母亲见过一个孩子活活饿死的这件事，像是我童年的经典，六十年代的经典。我与母亲常常会谈起它，经典常读常新，但也有套路。母亲总是先用这个经典来教训我的挑食或者厌食，接下来是我对这个经典追问，最后是母亲力求经典回答。

“你看着那个孩子饿死，就不想给他一点吃吗？”

有一次，母亲回答：

“人在自身难保的时候，怎么可能去救人！”

但那个年代却是一个充满幻想的年代，小巷里的粉墙上，刷着这样的标语：

无产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

巷口，饿死的一个孩子，缩小，像一张纸揉皱。巷口，巷口照例有一根电线杆。六十年代的电线杆木质的，是一根原木。夜晚，一盏路灯泡出热气，照着冷冷清清的石子路。冬天的电线杆周围偶尔有雪花飞舞；夏夜的电线杆周围常常有蛾子环绕——环绕电线杆顶头的路灯飞舞，灯光一盏苦茶的颜色。灯光也有苦茶的味道。

六十年代的人们，几乎没有夜生活。即使精力充沛的青年，听完广播，也上床睡觉。广播在20：30后结束——地方台转播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就迅速结束。客堂顿时暗淡下来。

但我在六十年代，却有过几次夜生活。那时一有“最高指示”，即使深更半夜，单位里也要组织游行。敲锣打鼓呼口号，迎接“最高指示”指示到底——底层。而那时“最高指示”常常是在深更半夜传达。那时的人消息灵通，未卜先知，有一次，正吃着晚饭，姑母单位里的一个人来了，说，今晚要晚点睡，估计有“最高指示”。晚饭后，我洗脚上床，姑母客堂里转来转去，叔叔一边很羡慕地看着，他还没有工作，所以也就轮不上迎接。听完“新闻联播”，叔叔也睡了。大概已近22：00，我被姑母摇醒，姑母说，走，我们去吃馄饨。

姑母等“最高指示”等饿了，也等烦了。我们住在市中心，市中心有个广场，也是市里唯一的广场，游行队伍从四面涌来，到广场上集合，宣誓、庆祝、“拥护”、“打倒”一番之后，风流云散。所以姑母既是带我去吃馄饨，也是想去广场看看动静。祖母说都这么晚了，馄饨店早打烊。姑母说：

“今晚等最高指示，馄饨店也要游行，不会打烊的。”

那时候一说馄饨店，大家都知道是市中心那家。因为那时候市里只有这一家馄饨店，饮食行业的龙头老大，所以游行是断断少不了它的。馄饨店里果然灯火通明，我才吃几只，就见店里有些骚动起来，姑母说：

“快吃快吃，‘最高指示’要来了。”

这时，一个胖乎乎的人，戴着白帽，穿着白衣，有人喊他主任，他大概是馄饨店主任，站在门口急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