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的四合院

春去春来,燕子飞去来兮,在红墙巷那被烟火熏得发黄的屋檐下,衔草筑窝,哺育儿女。每到入夜,黄桷兰飘香,香得人觉都睡不着……

——2006年母亲节旧文

我还清晰地记得妈妈年轻时的样子,眼睛大大的,是一种清丽的漂亮,一头黑黑的长发像那个保守时代每一个文艺女兵一样低调地卷上去,短短的,以免闲言碎语。记忆中妈妈很爱拿梳子慢慢梳自己的头发,有时候也梳我的头发,边梳边说:“儿子,以后要当法官,要像拉兹那样当法官,保护妈妈......”这是《流浪者》里的台词,说到这里,她通常会哭。

后来知道,她的父亲一夜间被打成右派、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特嫌,直至死在一间阴冷潮湿的瓦房里,死的时候腿浮肿得发亮,手指一戳就是一个坑。他差不多和毛主席同一天过世,“革委会”不准举行追悼会,一个反革命分子不可以和伟大领袖同时进行追悼会。

我妈在团里本是演全本《玉堂春》和《贵妃醉酒》的,后来只能演台湾来的女特务、偷公社粮食的地主小姐。这算幸运的,很多成分不好的女演员被剃了阴阳头,站在高板凳上坐“喷气式”(双手反剪站在凳子上,被人从后面一脚踢翻凳子向前摔出去)......和那个时代大部分女人一样,妈妈的生活一直充满巨大的不安。记忆中,她和爸爸一直没完没了地吵,没完没了地哭,终于离婚。

随着革命形势日益高涨,像她这样的黑五类不可以留在文艺团体,要么被打倒,要么去藏区。后来有机会去了一家街办工厂,工作是往电瓶里注硫酸、盐酸,切割整根的钢筋。自幼闻水粉长大的她受不了盐酸呛人的味道,能把水袖舞得行云流水的她,抱不起粗大的钢筋。她做工时还戴着丝巾,下工后要用香皂洗手,再仔细抹上友谊牌雪花膏。大姐们就说,这是资产阶级小姐作风,要改造。

我妈想了一想,觉得自己确实应该进一步改造。她开始穿上了硌人的工装,混迹于一帮指节粗大、孔武有力的女工中,学习一边蹲在马路边上吃饭,一边大声说话。为了配合大家,当大姐们讲些荤段子时,她不时也发出爽朗的笑声。于是,一个很好的青衣就这样被无产阶级姐妹改造了。

可是我妈还是很孤独,她知道自己无论怎么爽朗地笑还是跟其他姐妹不一样。她常说自己有三个梦想:一是重新回到舞台,二是儿子能出人头地,再就是能住上小时候

住过的那种四合院,成都红墙巷39号。我妈的父亲是晚清公派留日学生,后因中日邦交恶化愤而回国,曾在北师大任教,抗战时期在关麟征盛邀之下兼任过黄埔文职教官,生活还算富足,居住得相当不错。

我妈回忆:那时候我们家啊,前庭种着两棵桂树,后园种着一棵黄桷兰,从夏到秋,香得人睡都睡不着......我妈小时候很调皮,常求着勤务兵带她去后花园捉麻雀,先撒把米,用木棍儿支着笮盖,有麻雀跑来吃食,就果断把细绳子一拉。她还喜欢穿红色的跳舞鞋,学上海来的太太那样踮起脚跳交谊舞......总之,成都红墙巷39号是我妈美好生活的标志。那是一个典型的成都风情的小巷,春天来时,燕子在发黄的房檐下飞来飞去,衔食营巢,哺养儿女,等到深秋,燕子走了,银杏树会把叶子洒落一地,碎金般夺目。

我妈已经七十多岁了,有严重的老年骨质增生,所以她重回舞台的梦想已无法实现。她另一个梦想即儿子出人头地,看上去也十分渺茫。我时常想,如果这辈子就这样不着四六了,也一定要让她实现自己第三个梦想:住到属于自己的四合院去。

过去的半个多世纪,这个国家的命运影响到所有中国妇女的命运,命运一方面试图摧毁她们,一方面又让她们像竹子般坚韧。一次事故让妈妈毁掉了她美丽的嗓子。那天,她为了给一个急于赶路的司机的电瓶充电,手忙脚乱忘记了戴上口罩,不小心吸进大量挥发的盐酸,当即哑掉了。她是半个月后才能说话的,但已全无当年的“嘎呗儿脆”。当年在团里只有妈妈才能唱两个全本的《玉堂春》,她师傅花湘蓉说过:这丫头能把井水唱成溪水。我还记得,那天妈妈勉强恢复声音后,抱着我流了好久的泪,半天才哑哑地对我说出一句:“儿子,妈妈爱你……”

后来就是改革开放,旧有的秩序被无情打破,新的秩序还未建立,街头出现各种各样新式商品,生活也出现从未有过的压力。为让儿子能跟别的同学一样吃到抹了果酱的早餐面包,穿上白色运动鞋参加校运动会,我妈辞去月工资二十多块的街办工厂,办起了私人幼儿园。这样一个新的工作让我家每月能挣到近五百块钱,后来因搞了“全托”激增到两千块钱。我家有钱了。我妈挣到第一个两千块时,带我去水碾河边上的成都饭店吃了一顿很好的西餐,她还在旁边的小杜裁缝店里做了一件漂亮的旗袍,问年龄尚小的我,边衩是不是开得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