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之下,岂有完卵

如果我登黄山被困,一个杀人犯为救我而摔下山谷,死了。我也会尽我所能悼念他,补偿他的家人。这跟他是否是杀人犯没关系,他首先是人。一个人为救另一个人交出了生命,总让人难过。这是人的通感,动物的通感。

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家,人们首先失去的并非信仰,而是逻辑。所以学生们不必说张宁海是警察,请把他当成一个人,一个挺精神的小伙儿忽地一下就没有了,你该感到难过。我觉得拿“为纳税人服务”说事也令人失望。就算纳税人,也只该要求警察履行公职,而不是要求他死有余辜。纳税人纳的是一种权利,如果纳的是别人的生命,就透着一份歹毒,就不是纳税人而是纳粹人。

我看到一个视频,那个戴眼镜的斯文男生在叙述张宁海掉下去的过程时,语气轻淡得像看到一个手电筒掉下去。我很难接受视生命掉下去为手电筒掉下去。可是关于复旦十八学生冷漠对待张宁海之死,不流泪、BBS上密谋怎样借这个事件来篡夺登山协会老人的权......我不认为这些责任要算在学生的头上。这是中国教育的必然作品。

复旦不可能这么牛逼地齐聚了十八个没人性的学生,黄山也没这么神奇地一夜间聚齐十八路妖孽。不单单是复旦,还有连捅下班女工很多刀的药加鑫,最大的错不在学生。我也不同意众人狂批的精英教育,因为哈佛、剑桥都是精英教育。请注意我一直说的是中国教育,而不是中国大学教育。因为冷漠的不仅是大学,还有街道。不仅冷漠,还有栽赃,比如,彭宇救的那老太太。

我认为世风不古、道德沦丧的说法,也不太站得住脚。倒退几十年,红卫兵不仅冷漠地看人死,还亲自上阵用钢钎把人打死。只不过把武斗和上山下乡置换成黄山旅游。中国人最爱说:你们这一代,简直不如上一代,五零后对六零后说,六零后对七零后说,七零后对八零后说......现在又有反过来的迹象,八零后觉得七零后土鳖,七零后觉得六零后傻逼,六零后觉得五零后可以拉去回炉......全世界只有中国爱拿某生代来说事。美国只会分战后婴儿潮、垮掉一代、迷惘一代,可我们要逃避像文革、大饥荒这样的历史,又不敢承认阶级,在消费主义的推动下就只有推出虚无主义的某零后了。

这些年来,没信仰的中国已让人民失去爱同类的能力。前几天,深圳福田村一个老干部在小区溜达时俯身倒地,可没人敢去救他,因为刚想伸手就会想起彭宇。最后老干部在不足十公分的水洼中窒息而死......其他的例子,大家自己举。这里不鼓励爱同类的能力,还要惩罚这能力。我们的历史是戕害同类的历史。

我们先搞大义灭亲,把自己老爸都灭掉;再搞阶级斗争为纲,凡不同意见者必须打死;再后来在GDP鼓舞下,人人见同类都是对手。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鼓舞下,我们只有对手,没有同类。相信你看到这篇文章时,在办公室环顾前后左右的同事,隐隐会觉得他们其貌可憎,其心可诛。即使开车,也恨不得变身成一辆大铲车,把街上拥堵着的其他车统统剿灭。

我们失去爱同类和救同类的能力,渐渐地连被同类爱的能力也失去。偶尔被爱也忘记了感恩,感恩也要求先感谢国家和政府,而不是感谢人。这样重视阶级而忽视同类的教育是可怕的,所以中国文学史上不会有雨果,不会有代表阶级和解的冉阿让和沙威警长。什么样的社会有什么样的文学,有什么样的文学,有什么样的学生。最终都变成狼。对不起,污辱狼了,狼不杀同类的。

不是学生问题,是教育问题。网上看到很多红包稿,很跑题地在说登山乃自由风气,校方无责任。复旦利用新闻摇篮的优势让复旦帮到处扑火,这失去教育的本宗。学生在校方成功的扑火中很快就忘了傻逼的同类,只记得牛逼的校方。以后踏上社会,就只记得更牛逼的权贵,忘了更傻逼的民众。这样的虚情假意培养出来的他们,出来后就不是精英,而是妖精。刚看到一个消息,邓亚萍在一次讲座中说,人民日报六十二年来没有假新闻。在我看来,人民日报没有假新闻,才是最大的假新闻。我们的学子,就这样被骗子悉心培养,好意思让他们信人间有真情?

那天去北大一个辩论赛当评委,去食堂吃饭时见一个奇观:门口本摆放了数百辆自行车,学生们为方便出入竟把摆在正中那一百多辆自行车推倒,从而在车阵中趟出一条通道。我扶起来一辆,旁边学生又推倒更多辆,傲然踏过......世上本没有路,推倒的人多了,便有了路。而旁边的老师竟不置一词。就是这样潜移默化的教育——挡我者死。我想批评,可想到大学时也干过拔人气门芯的事。我也很没道德,可现在我又很讨厌有些人总拿圣经里那个段子说事:你们中有谁没同样的罪恶,就拿石头砸那女人。这个桥段已被人运用出一种熟练的邪恶。它带来的问题是,大家都这么说,大家都干过坏事的,大家都不敢批评,这社会最后便成了强盗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