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令人震惊的文学史[1]

在德国的文选中，克拉邦德[2]的名字既不是太风光，也不是特别声名狼藉。他带头模仿中国抒情诗，有几首真有些像原文，甚至比原本的中国抒情诗更像。我记得一部题为《灰阑记》的书和一部题为《穆罕默德》的英雄小说。但是我坦白地承认，我对这部有缺陷的、发行量却很大的《文学史》却一无所知。过去曾经建立过功勋的劳动出版社不久前轻率地向西班牙和美洲作了介绍。三个加泰罗尼亚人签订了翻译出版西班牙语版的合同。我认为，这三个人诬蔑了克拉邦德，但我无法因此便掩盖其他所有针对他们的谴责的不真实性，它们绝大部分（暂时这么说吧）是结构性的错误。这三个加泰罗尼亚人所犯的错误事实上只有两个：第一，他们越俎代庖的安排使得在一部世界文学史中，哈辛托·贝达格尔[3]占的篇幅比詹姆斯·乔伊斯还多。对阿索林的赞美，整整用了两页，而对保尔·瓦莱里的评论仅用了四个词，单单他的名字就用去了其中两个词（对巴列–因克兰[4]的介绍用了一页；对奥尔特加——加塞特也用了一页，对斯宾格勒只用两行，对舍伍德·安德森也只用两行，而福克纳则一行也没有）。

第二个缺点是品位很差。在第一百四十九页，总是犯错误的三个人将贡戈拉所有作品中最荒唐的那几行诗推荐给我们，让我们加以崇拜。

年轻人赤裸着身躯，

海水灌满了他的外衣，

又沾上了许多沙子，

随后摊晒在阳光下；

温和太阳甜甜的舌头，

几乎没有舔到它；

在海浪缓慢的拍击下，

它又渐渐地吸饱了海水。

这一小节水淋淋的诗，居然被译者认为是“赏心悦目的”。（我忘了，在第三百零二页写道：欧亨尼奥·多尔斯·伊·罗维拉[5]在法国知识界施加了特别的影响；又说，豪梅·博菲利[6]是“典范的、随心所欲的艺术家……”还有明显的错误之处，就以歌德著名的诗句来说：

当一个人在痛苦中默不作声，

神灵允许我述说内心的烦闷。

我们的加泰罗尼亚人是这样翻译的：

如果一个人在痛苦中不吭声，

给我一个神灵，好让我向他倾诉烦闷。）

还有一些错误我们不知道该算在谁头上。比如下面这则讣告我们是该归功于已故的编辑戈德沙伊德还是我们的加泰罗尼译者：“虔诚的东方人保尔·克洛代尔”在一九三七年去世了？对前面的提法我表示怀疑，我以前曾怀着惊异的心情读过几页有关亨利·巴比塞、保尔·克洛代尔和弗朗西斯·雅姆[7]的文章，“正确地说，他们都是法国–德国人”，这就是说，保尔·克洛代尔根本不是东方人。那篇文章又说：“就像查尔斯·德·科斯特[8]用法语写有关佛兰德的事一样，巴比塞、克洛代尔和弗朗西斯·雅姆用法语写德国的事，他们在德国比在法国遇到更多热情的读者。法国人几乎不把他们作为自己的同胞看待。”

这本书最常见的错误是基本情况的失实。比如书中说，阿尔弗雷德·阿洛伊修斯·霍恩是美国人，切斯特顿是爱尔兰人，威廉·布莱克是惠特曼的同时代人。法国轻松的戏剧由保尔·热拉尔迪和亨利·莱诺芒德继续耕耘着（将这两个人的名字并列在一起，可能——在这部著作中，不可能的事不多——带有嘲笑或学术争论的目的，可是，作者应该以某种方式加以说明）。

另一个坏习惯是资料不确切、不可靠。这部书写约瑟夫·康拉德时用了四行半字。正确地述说了有关这位作家的生平后，说“他的有关海员的小说受爱伦·坡的影响”。现在问题是，爱伦·坡对康拉德有影响吗？至今谁也没有作过这样的猜想。这是个人的看法，也许值得商榷。但是，在一部供人参考的著作中，这样说是不合理的。

我提到了一些可以原谅的过错，现在我来谈谈根本性的错误：孜孜追求文学的虚荣阻碍了克拉邦德对每位作家作具体、亲切的描述，却促使他使用比喻的方法进行修饰和描写。我们可以想象，有的人从未读过柯莱特[9]的作品，那么，与他大谈“天蓝色的谈话和猩红色、玫瑰色的聊天”有什么用呢？同时，我们可以想象，有的人从未读过韦尔弗的作品（也许较之前者更能容忍一点）。我不认为这样一则花边故事便足以弥补对于他生平作品令人痛苦的省略：“海姆二十四岁时在穆埃盖尔湖溜冰时淹死。当乔治·海姆在水下消失时，一位海神升到云端，那彩云是阳光下春天的蒸汽组成的。海神发出了高兴的叫喊声，他被阳光所陶醉。摘自弗兰茨·韦尔弗的作品（他一八九〇年生于布拉格）。”

讲西班牙语的读者通常不认识奥多卡尔·布舍兹纳[10]。根据克拉邦德的描述，这是他的形象：“为生活的美好而微笑，额部散发出寒星般白色的汗珠，布舍兹纳是一棵开满鲜花、满是嗡嗡作响的小虫的树木”，无疑，他那张脸将永远不会消失。我们现在认识（或者重新认识）一下赖内·马利亚·里尔克[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