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冷原野（第2/3页）

那个时候，我懂得了暴力。德国这片世界总是以“合理的形式”进行运作，就连死和永恒都会被它贴上方便识别的标签。它同时又是一个彻底无言无语且无声无调的世界，这样的世界并无公理可言。也许其他的地方也是一样，但是这里却给了我赤裸裸的伤害，我真的想要随便找个人把他干掉。我对这个国家心怀仇恨，这仇恨非常强烈，就像当年我对继父的感情一样。在我的想象当中，这个男人经常遭受刀斧的菹戮。而在政治家那里（正如在所有的政治家一般的“艺术家”那里）我也只是看到了一些拙劣的演员——没有任何能够从不偏不倚的角度出发的态度和意见——而我唯一的想法就是“缺乏赎罪精神”。

在那段时间里，我甚至对德国的地形地貌也非常反感：那些山谷、河流与山脉。没错，这种反感一直渗透到地层深处。所以，当时我对那个交叉双臂的男人的故事的设想就是，作为地质研究者，他要在题为《论空间》的论文中对联邦德国一种所谓的冰冷原野旁的地貌进行客观描写。在史前时代，那里曾有两条河流为了分水岭而“争斗”。其中一条河，因为落差更大，河道向后偏移，与原来分水岭另一侧的第二条河接在了一起，并且“强行夺走了”（术语就是如此）第二条河的水。按照人们的说法，第二条河的河谷被第一条河用“宝剑”“砍掉了脑袋”，变得荒芜了。河谷位于两河接合部下游的部分于是变成了“贫水河”，所以，今天的河谷看起来非常的宽阔，因此也被叫做冰冷原野。

不过，在踏上欧洲的土地之前，那位地质学家又重新变回了我自己，而我在回奥地利之前的那段间歇期里又重新住在了柏林。我重新阅读了《许佩里翁》54，终于看懂了每一个句子，而且可以像观赏图画一样欣赏那些语句——我也经常在达勒姆55博物馆那些古老画作前驻足。有一次，我从地铁里出来，走到了达勒姆村地铁站前的那个圆形小广场上，看着广场周围那些结构复杂的路灯，让我想起了巴黎的协和广场，我的内心觉察到了一个“民族”的美，甚至还感受到了一些近乎于渴望的东西。也正是在德国，“王国”这个词向我展现出了新的意义。这时，我一直还绕着大弯奔波在那个博尔恩56曾经描写过的北方“平原上”，在那些曲折的沙路与幽暗的水洼再次让我想起17世纪荷兰的风景画。这一新的涵义来自于一个区分：那些风景，即使里面只有一棵枯萎的树或者一头孤零零的奶牛，它仍然能展现出一个“王国”的光彩——而在这里，我不过是在一个毫无光芒可言的“小县城”出没而已。

直到那时我才留意到，原来柏林位于一个宽阔的冰蚀谷内（可能我从前对此根本不感兴趣）。那些房子看起来依然好像很偶然地被散乱地安放在一个荒草平原上。在此期间我发现，远处的一些街道属于城市里面少有的几处地点，那里曾被史前正在融化的冰川水侵蚀成了一个明显的山坡。圣马太乌斯公墓就坐落在那里，而那圆形的山坡顶正好比周围的地区高出一座房子的高度，那里也应该是其所在的舍内贝格区的最高海拔。（那些因战争而形成的人造废墟山不算。）有天下午，我前往那里。天气很闷热，远处还传来阵阵雷声。街道上第一个微小的斜坡就已经让我陷入了焦急的期待中。不过，直到走进公墓，我才看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山坡。山坡上也盖有房子。在山坡的顶上，整个地形伸展为一个平面，因为一个小的斜面的缘故，那里变成了一处梯地。我在那里坐了下来（我身旁的墓碑上刻着格林兄弟的名字），然后望着下面的一处大洼地，整座城市看起来在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伸展。远处，在谷底那里，甚至让人有了一种河的感觉。雷雨的第一批暖暖的雨点拍在额头，而我现在完全有理由用老小说里经常出现的一个句子来形容当时坐在那里的我：“那一刻，没有人比他更幸福。”回去的路上，我在那条更为倾斜的郎根沙伊特大街上感受着那些史前冰川水的冲刷：那是一种柔和清澈的感觉。夜晚，铅笔的石墨尖熠熠发光，而位于一处谷底里的“西方百货大楼”前的旗帜又飘扬了好几天。

最后，我前往哈韦尔山，海拔几乎不到一百米，它应该是西柏林最高的山了。在上山的时候，我看到草地中央的空地上有几个巨大的灰色袋子，有一些睡眼惺忪的士兵从里面出来。我兜了个圈子，然后到达了我所认为的山顶，因为实际上哈韦尔山山脊的高度非常平均。我躺在一棵大松树的下面，再一次呼吸到了当下的风。晨曦中，我从一处高台上眺望，高台下面有野猪在奔跑。我朝东柏林方向望去，那是我们战后曾经住过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