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该死的小小曲别针呐，总是从指尖滑开”

致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1]

1948年5月7日

亲爱的艾伦先生：

感谢你的溢美之词，也感谢你引荐了埃里克·本特利[2]。是我自己怯场了，不敢尝试。因为这种东西有可能会成为老套的互相吹捧，人们很快就厌烦了。

诚然，我也觉得本特利的戏剧综述实为高山仰止之作。我说这话（虽然我很有把握）可能会招来不满：本特利大概是美国最好的戏剧评论家，而且可能是除玛丽·麦卡锡[3]之外美国唯一的戏剧评论家。剩下那些人只不过还算是会舞文弄墨，而主题碰巧又是戏剧罢了。他们热衷的无非是耍耍嘴皮子，借此打造个人品牌，从中牟利。他们写的东西俏皮，还能读得下去，有时候也透着一股机灵劲儿。但是至于什么是戏剧艺术，而所评剧本又和这门艺术有什么关系，他们可说不上来。

对于一名评论家来说，只想着把话说对是不够的，因为他们有时候也可能犯错。只会说出各种各样的原因也是不够的。他所要创造的，必须是一个合情合理的世界，读者就算蒙着眼睛进去，也能摸索着找到篝火旁边的那把椅子，而绝不会冷不丁碰到个拖把，擦伤了小腿。措辞再犀利、遣词再刁钻、腔调再矫揉——逗人一乐而已，却毫无裨益。他们既没有真知灼见，也揭示不出时代特性。而伟大的评论家，尽管少得可怜，却筑成了真理的家园。

在对《送冰人来了》[4]的评述中，笔力渐颓的过气评论家乔治·吉恩·内森[5]是这么写的：“这部令人翘首以盼的作品一经面世，就使我们的剧院戏剧性地重现了生机。它让绝大部分……在奥尼尔销声匿迹的12年间由他人写出的剧本看起来多少有些像湿哒哒的烂纸巾。”多好玩儿啊，又很轻松。可就这么短短两句话，便一举揭示了他整个职业生涯的华而不实。奥尼尔胡言乱语也就罢了，可一个评论家也跟着发疯，简直太上不了台面了。说他失心疯，那是客气的。更准确地说来，他只不过向大家揭示了本来只在私底下为人所知的真相：乔治·吉恩·内森在评论界的声誉并不是建立在他对自己言论的理解上的，因为显而易见的是，他现在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也许以前也并不明白。他能在评论界声名鹊起，纯粹因为会在遣词造句方面抖机灵。

《送冰人来了》一剧，其实是一块试金石。如果你被它愚弄了，你就是个一看别人装腔作势就乖乖上当的十三点。整出戏不过如此，超级简单，一塌糊涂，让人一头雾水。内森写的东西，我也许一行也不该再看了。言之无物。也许以前也是一样。

近年来还有一部试金石式的作品，就是《欲望号街车》[6]。本特利狠批了它一通，麦卡锡也是。这只不过是摄影台本写得好一点的又一个奥尼尔罢了。无它。艺术水准为零。但在适应当下毫无艺术性可言的现实情况方面，倒是可以打A或A+的高分。如果有个脑子灵光的家伙把它搬上银幕，估计不会赔钱。

对纽约的评论家太过严苛也是不对的，除非同时承认他们为生活环境所迫，只能用引人入胜的笔法写些几乎不值一写的东西。这就引导或是迫使他们养成了一套故作精妙或深奥的技巧。一旦需要，他们就能施展这套技巧，把微不足道的东西写得事关重大。这是所有成功的广告文案写作的基础。在一个并不重视“何为正确”或“为何正确”的世界里，是写不出评论的。然而剧本评论专栏——不管评论的是什么破剧本——哪怕说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表面上的问题，却并不以此降低戏剧评论本身的重要性。这些人评论的并不是剧本，而是自己的精神世界。否则还有什么能让他们继续这套把戏呢？优秀的评论作品是以对主题的理解和评估来衡量的，而拙劣之作的衡量标准只是看它能否维持评论家的职业声望。

我觉得德沃托[7]那篇关于美国纨绔子弟饮酒习惯的文章着实精彩。曲径通幽，却又引人入胜。他揭示了一个可怕的事实，那就是当一个文明行将朽坏的时候，总能从一般意义上体面人家的生活和家庭的外围看出蛛丝马迹。当它们开始衰变为对邪恶的崇拜时，大概就病入膏肓了。或者注定如此，但这个国家除外。

奥登[8]的文章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他那篇关于侦探小说的文章采用了清晰、冷静的经典写作方式，非常出色。但是为什么非要扯上我呢？我只不过是个将几篇通俗小说七拼八凑出了本书的家伙，怎么会关心侦探小说这种文体形式？我只不过想找一个借口为戏剧对白做些尝试罢了。设计情节和情境无非是为了配合对白，但其实这两点我打心眼儿里没一个在乎。我真正在乎的东西，埃罗尔·弗林[9]将其称为“乐音”，也就是他要说的台词。马洛的故事我才写了一半，刚寻摸出一点儿乐子（卡壳的时候除外），突然就冒出来这个叫奥登的家伙，跟我说，其实对犯罪环境的认真研究才是我写作的兴趣之所在。所以现在我看着自己写下的字，跟自己说：“你可记住了啊，老家伙，你写的可都是对犯罪环境的认真研究。”可我是个认真的人吗？才不是。我写的是犯罪环境吗？也没有，只不过是些稀松平常的腐化堕落，无非从惊险故事的角度夸大了一点。这不是因为我对这种故事本身有多痴迷，只是因为我非常现实，熟知游戏规则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