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然逝去（第2/3页）

当我们能够坦然地接受死亡，生命的质量因此而提升。如果我们不能视死亡为正常生活中不可逃避的一部分，我们生命的枝蔓就无法真正地舒展，哀伤和恐惧就栖息在心灵某个幽暗的角落，在某个暗夜或是某个风雨大作的时刻，沮丧悲哀，让我们泪流满面甚至痛不欲生。

工业社会将正常的死亡从乡间搬到了城市，从自然消解变成了充满人工痕迹的抢救。我至今对“抢救”一词心怀惴惴。这是一个直接从工业化大生产中移植来的术语。君不见“抢购抢兑”“抢修”“抢班夺权”等，凡事只要“抢”，就有了紧迫与暴烈的味道。在正常情形下，死亡是不需要抢的，是渐进和缓释的。所以，我以为，除了儿童和青壮年的车祸外伤和疾病需争分夺秒地抢救，天然的死亡不妨从容安详。

生命的终结是一个余音袅袅绕梁三日的过程。想一想还有哪些未完结的事情，等待着我们有一个妥帖的终了？有哪些亲切的话语，还未对这个世界娓娓表达？有哪些不放心的事项，还不曾交代清晰？还有哪个想一见晤面的人，尚在路上奔跑，需要顽强地等待？还有哪件珍爱的纪念品，需要随身携带了远行？

这上述种种，对于身手矫健耳聪目明的人来说，只是小事一桩，对行将就木垂垂老矣的人来说，就有着莫大的意义。

我听到很多人说，他们希望死在家里，死在亲人的簇拥之下，死在温暖的床上。他们不希望被一群完全不认识的身穿白袍的人死死缠住，把五颜六色的药水猛灌到干瘪的血管之中。我当实习医生的时候，看到抢救时把病人的肋骨咔嚓嚓压断，心中实在难以安然。我对老医生说：“这人明明没的救了，干吗还要这样折腾他？”老医生说：“如果你不在一个注定要死的人身上练手艺，那你在谁身上练呢？”

于是需要重新界定医学。医学不能为了证明自己的成功，而忽视了病人最基本的权利。那个躺在冷榻之上无知无觉的躯体，毫无反抗的能力。医学在这种时刻，以救治的名义，剥夺了他最基本的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此种意义上的医学，已经不是仁慈，而是一种被白色矫饰过的残忍。

医学并不是万能的。死亡在进化与代谢的链条上，是不可战胜的。医学应该有一个边界。这个边界就是以病人的选择与尊严为第一出发点，而不是单纯从医学技术的角度考虑得失。

现代医学在描述方面远远走到了治疗的前面。就是说，对一个疾病的发生发展和转归，它已能清晰地预报。但是，在治疗的手段上，就远远没有这样乐观了。我以为这是一个必然。因为医学只能在一个有限的范畴之内发挥自己的力量，但在更广阔的领域中，它是一种描述的科学。

建立新型的医疗评价标准。因为死亡并不是失败。既不是病人的失败，也不是医生的失败。死亡是可以接受的必然之路。

我希望在新的世纪里，更多的人能死在自己的家里。这是一种更人道更有尊严感的温暖的死亡。让死亡回归家庭，这在表面上看来，是后工业社会对前工业社会的一种重复，其实是螺旋形的上升。

死在家里。这是多少人的梦想啊。当权威的医学机构资深的临终关怀专家作出了我的生命将不久于世的判断之后，我将自愿放弃一切旨在延长我生命的救治措施。我将回家，回到我的亲人身边。我相信现代医学的发展，可以让生命的最后阶段免除撕心裂肺的痛苦，我以为这是现代医学最令人骄傲的成就之一，务必请发扬光大。我将使我的生命的最后时光，尽可能地充满安宁与欢乐。因为死亡不可避免，但我们依然可以传达无尽的关爱。这种眷恋之情，是我们生命得以存在的理由和抵御孤独的不绝力量。

谁来照顾濒临死亡者？我觉得应该把义工的普及当做全民素质提高的重要组成部分。把这一行为的意义，从个人的善行，上升到整个人格的修养和社会信用评价体系的层面来衡量。我在美国走访过一家社会服务机构，它的义工几乎全部来自大学硕士学位的攻读者，素质很高。我很惊讶在那样紧张的课程之中，这些研究生能数年如一日地毫无报酬地做义工，激励机制何在？组织者告诉我，当地州政府通过了一项法案，凡是做过此类义工的同学，他们可修得很可观的一份学分，几乎相当于硕士学位所需学分的三分之一。更有很多用人机构，将一个学生是否做过高素质的义工，当做他是否具有爱心的标志之一，成为能否雇用他的重要砝码。

死在家里。一个奢侈的想法。我们需要有比较宽敞的住房，我们需要有充满爱心的家人，我们需要有上门巡诊的高素质的临终关怀医生，我们更需要整个民族对死亡有一个达观和开放的接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