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出版史上沉重的一页（第2/3页）
从实际运作方面看来，预惩制与迫惩制其实很难分开，更多时候是彼此交相使用的。在取消出版前检查后，一些国家便把这笔中世纪的遗产融入普通法中，大可以用“滥用出版自由”为借口，对需要禁毁的图书及需要打击的作者予以有效的惩罚，且使惩罚变得更为“合法”。在十九世纪，出版后检查最严厉的欧洲国家有俄国、奥地利、匈牙利和德国。这些国家明文规定，“未审”报纸在印刷的同时须将副本送交当局，一旦发现问题，即及时没收销毁出版物，关闭出版社。此外，还有销售前检查。有违禁令的印刷商，遭到检查机关从酷刑， 到革除教籍，罚款，乃至停业等各种不同的惩罚。检查官和出版总监常常带人搜查住宅、店铺、印刷所、仓库等。作为警告制度，尼古拉时代还发明了“约谈”。延绵数百年的检查制度成绩伟大。从1559年至1948年，教廷共出版禁书目录五十四种，教廷禁书部记录在案的宗教裁判所书籍禁令共九百多道，禁书总量为四千多种，遭到全禁的作者多达数十人。而这些作家，无一不是世界一流人物；现在撰写的世界文学史和文化史，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存在而闪耀光辉。仅瑞士苏黎世地区，从1500年至1700年因著书触犯当局而被处死的作家就有七十四名，至于肉刑、监刑和罚金者更不计其数。据介绍，十八世纪中期，几乎没有哪一个作者没有在监狱中蹲过二十四小时以上的。
统治者以无所不在的检查制度极力制造恐怖，从而促使书商和作者进行自我检查。有一位叫萨伏林的俄国记者说:“自我检查比政府检查更苛刻，也更残酷。”奥地利作家弗兰克在日记中写道：“那些本来自信的作者，情绪如此低落，他们不得不用自我审查来毁掉每一点天生的思考力。”诗人安东尼乌·费雷拉写道：“我生活在恐惧之中，当我写作和说话时，我害怕，甚至在我窃窃自语，在沉默或思考时，也感到恐惧。”迫害的风气搜索每个人的灵魂，剥夺思想，蹂躏心灵，肆意破坏生命的尊严，固有的意志力和创造力，使人类世界归于死寂。书报检查制度破坏之巨，不能仅仅以被禁毁的书目多少，或以此相关的惩罚的繁苛程度为依据，还应当对精神的虐杀有足够的估计。然而，精神的损伤难以量化，我们只能从一代人和数代人的普遍的生活风气、精神状态和整体的文化性格中，窥见统治者的手段的博大、细密，及其影响的深远。
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一直在进行。实际上，任何禁锢和压迫都无法遏制人们对自由的渴望。这时，作家以寓言、反讽、影射等手法丰富了语言艺术；画家创作漫画，政治漫画是颇令当局感到头疼的。他们以退为进，在逃避迫害的途中顽强地表达思想。在严厉的检查、删改、禁毁之下，一个时代的文化艺术只能走向凋零，或以扭曲的风格出现。出版商发展了地下印刷业，书商则使地下书业贸易变得活跃起来。禁锢愈厉害，地下活动愈频繁；或者可以倒过来说，哪里地下活动最频繁，那里的禁锢便愈见厉害。
突出的是盗版问题。《欧洲书报检查制度的兴衰》中以大量史实表明，盗版来源于出版特权，是对业已形成的商业垄断的一种反动。如英国从亨利七世开始指定御用出版商到亨利八世授予一批所谓“负责的出版商”，让它们具有专有权利，把所有法令法规、议会决议、文告和圣经的印刷权授予他们；还划出部分领域授予专利，如出版语法书、法律书、歌本和赞美诗等的印刷权，指定授予对象，而使多数印刷商无从染指。这样，没有特权的商人只好盗印。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历代的禁书最受欢迎，于是“禁书目录”成了全欧洲最大的图书免费广告。图书一旦被禁，即被全社会“推销”，而盗版这类图书则往往赢得巨大利润。在专制时代，盗版书对于思想的传播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可谓功不可没。姑不论动机如何，它打击了特许制，使各种检查法规在这匹隐藏的“木马”面前统统失效。不妨说，这是出版界的另一场“特洛伊战争”。
要废除出版特权，废除书报检查制度以及与此相应的罪恶的惩罚措施，除非实行革命。期待一个专制政权自行完善是徒劳的。书中列举的几个欧洲国家，其中英国和法国废除检查制度一一从终止许可证法到废除印花税一一都较为彻底，原因是它们先后进行过血与火的革命。整个废除过程，英国用了二百多年，法国只用九十年。法国的革命方式是更为激进的。欧洲各国君主都十分害怕法国大革命，为此，书报检查也特别严格；一些国家规定，报纸只要提及法国的事情就要查封。奥地利曾一度下令关闭图书馆，其检查目标后来甚至扩大到扇子、鼻烟盒和玩具上的箴言和题词:从法国运来的器物，只要绘有“自由”字样都要清除掉。在1793年雅各宾专政时期，俄国焚毁了一万九千种有关书籍，卡特琳娜还禁止了一切来自法国的物品。这些专制政体的头面人物，对革命的恐惧已经到了神经质的地步。然而可笑的是，一些自命为客观、中立的学者，或是以“民间立场”相标榜的知识分子，居然也抱持当年这些君主的态度:否定革命、嘲笑革命、畏惧革命、诅咒革命！他们应当知道，没有近代革命的发生，人类在中世纪的巨大的阴影下不知还要匍匐多少个世纪！从书中可以看到，在欧洲，书报检查特别野蛮和持久的国度，就是德国和俄国；它们未曾有过大规模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清洗，因此更多地保留了封建王国的封闭与专横。自然，革命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而且革命本身也可能不只一次地背叛自己。法国在“旧制度的死亡证书”——《人权宣言》中宣称“思想和意见的自由传播是人类最可宝贵的权利之一”。两年后，这一原则，即废除出版检查制度和维护出版自由被写人第一部宪法，成为法国政府必须恪守的基本原则。然而，拿破仑登台之后，随即背弃宪法有关的承诺，于1810年成立出版管理署，设立新闻检查官，正式恢复书报检查制度，大力砍杀对立的报纸，积极扶植发行官报。他认为“四家有敌意的报纸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他对警察总监富歇说，“大革命时代已经结束，在法国只能存在惟一的党派，我决不容忍报纸说出或做出有损于国家利益的事情。”在法国，为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前前后后有过多次反复，其激烈程度是世界罕见的。但是，应当看到，这种复辟倒退的现象，并非由革命引起，恰恰相反，乃是旧制度的遗产。从漫长的中世纪到民族国家的建立，专制主义根深蒂固。书报检查作为一种制度即使被废除以后，在欧洲各国，对思想文字的控制，仍然得以以各种变异的、零散的方式表现出来。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仍然进行书报检查。这项工作开始时是由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进行的，党通常不加干预；1923年以后，鼓动宣传部的官员就已开始密切注意文学团体的活动，通过行政手段，进行作家登记，审读文学报刊，严格控制出版社。1925年中央委员会还曾介入文学界的争论，发布过有关的决议。即使在比较宽松的时期，倘要禁止某个作家出版作品，一样是十分坚决的。在斯大林当政时期，书报检查犹如一道巨大的闸门，把“反对派”的著作统统封死了。这些书籍可以在一个早上悄然消失，而这一天，往往是在接到上面最新指示的一夭。消灭异己的行动特别迅速。与此同时，新的历史书、教科书、回忆录乃至“百科全书”，也都以篡改过的、不诚实的内容出现，代替砍伐所留下的出版真空。著名作家札米亚京在一封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1920年以前，他已几乎无法在国内出版任何著作了；后来，通过高尔基的关系终于迁居国外。其他一些作家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左琴科、阿赫玛托娃等被公开革出“作协”，茨维培耶娃在找不到工作的窘迫中自缢身亡，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等遭到镇压，再后来则有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等的流亡。工业现代化与政治民主化未必是同步的，或者说是必然一致的。现代化的道路不是只为新生事物敞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仍保有合适的空间，供专制主义的幽灵舞蹈。《欧洲书报检查制度的兴衰》一书总结说，专制主义是“书报检查制度生存的土壤”，是命中要害的。要彻底废除检查制度，除非彻底铲除专制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