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和薯条

晚上，我在外边吃薯条。这么热的天气，坐在有空调的房间，挖一勺圣代，拈起薯条塞进嘴里，对我这样没太大追求的人来讲，很值得开心了。夕阳透过玻璃打到地上，我心里很美。

这时，手机响了。收到一条微信，我爸发的。看完心里顿时就不美了。

老爸好些年都没用这么声色俱厉的口吻跟我说过话了。事情也是小事，但没想到他那么震惊，他说，你怎么可以诋毁别人？这样别人会怎么看你？人家会质疑你的人格！

我吓了一大跳。想想，原来是在前一篇文章里，我提到某个历史人物，称之为流氓、装逼犯。但其实没有诋毁的意思，因为那篇文章谈的不是道德只是书法。况且，在今天这么个时代——评价一个人的价值总是用金钱和权力，而不是用道德作为标准的时代，“流氓”一词即使说不上溢美，也早就丧失了诋毁的力量。

但对我爸那代人来说，不是这样子的。他们年轻的时候，有一项罪名叫“流氓罪”。那是一种比“杀人”更让人抬不起头的罪名。所以，他完全想象不了，拍着一个人的肩膀说“你个臭流氓”是怎样的评价。就像一个北方人也许想象不了广东人见面会先问候一声“屌你”。

“流氓”这个词在我们这代人的语境下，含义发生了变化。可我爸不能察觉。你看，我现在坐在这里吃薯条，而我老爸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却没有尝过薯条的味道。这就是原因。他出差去外地时，总是找个家常菜馆，点个红烧大肠，牛百叶，再整点酒。哪怕是一个人，也要来点酒，还是白的。有一年他跟团出去旅游，回来问他照片，他垂头丧气地说，别提了，相机根本没法拿出来，人家的都是数码相机。他不知道，我之前学院的院长，在一本书的序言里写道：“本书所有的照片都是用胶片相机拍的，那是1990年我读研究生时老婆送的。”

我读高中的时候，有人跟我爸说，可以把乡下一块30亩的地卖给我家，每亩一万块。当时我爸很有点心动，我和我妈都不赞同。后来，地价涨了不少，我爸叹息过很多次，觉得自己胆小。我爸还常常提一件事，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在百货公司站柜台，过年打算给经理的小孩儿塞几百块钱的红包。我爷爷听说此事，大为震惊：“你也太大胆了！这是行贿你知道不！”后来，直到公司倒闭我爸都没被提拔，他因此常埋怨我爷爷太胆小。今天，他发微信表示震惊，劝诫我要谨言慎行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个事。

不过我始终不知道，该不该向他说破。不是说破我对“流氓”一词的理解，而是说破在他看来很严重的事情，其实压根儿没几个人关注。这个事实也许比前者更令他沮丧。他大概以为他的儿子在互联网上很能耐了——他上互联网看的最多的就是他儿子的文章。假如是在十年前，我会毫不犹豫地那么做，去告诉他我见到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并祈望他能有着和我一样的理解。读大学的前几年，每次假期都有很多次，我坐在他的床头，因为一些看法不同而争论到很晚，从我妈在收拾碗筷争论到我妈洗衣服，又从我妈在晾衣服争论到我妈睡着了。直到我抱着双臂走回自己房间，还因为没能说服他而郁闷。

近些年，很少再有这样的争执了。我也渐渐不再把见到的一切毫无保留地告诉他和我妈。起先，我觉得这可能徒劳，后来，我生怕这也许多余。这会打破他安静平和的生活，让他觉得失落。我眼里老爸是个有那么一些雄心的老男人。但因为时代和出身的缘故，过了知天命之年，也没能做出和年轻时的雄心相匹配的事情。这时候，如果展露给他那些他不曾见闻过的世界，很可能带来的并非安慰而是遗憾。我妈就不是这样子。她见到精彩的世界会开心，开心完了，再回到自己狭小的世界，也能安安静静地生活，并不会有什么不适应。但对于一个和时代疏离了太久的男人来说，如果他的雄心还没有失掉，就会为自己不能领会到世界的复杂和精彩而倍感遗憾。有些人活一辈子，开心就足够。而另一些人会想，有些地方我还没去过，有些事情我还没经历过，这样就老了，他的心是不甘的。

我继承了我爸这一点，有些不安分。不然我就卷着铺盖回老家去了，然后按照那里的风俗、人情来处世，过一辈子。但那显然是不能顺遂我的心意的。所以宁愿错着，有时候也想冒一回险。就像一叶失去罗盘和帆的孤舟，宁愿在海上漂流，也不愿停泊在看得见的小岛上。我不知道这是对还是错。

许多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比如，我每天去单位上班，楼下的保安都会把门拉开，迎我进去。我会说一声谢谢。我不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习惯用谢谢这个词的，至少在老家的时候不是。如果孙悟空变成一只蚊子，在我们县城潜入千家万户，待上一年，恐怕都听不到一声谢谢。在我刚习惯说谢谢的时候，留意到跟我一起走进大楼的人不说谢谢，我有一种优越感，觉得自己充满教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