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和“好的”（第2/3页）

每个人都有许多张面具，个体的自我认同会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一个哲学院的女教授在和中学闺蜜“饭罪”时，哲学家的视角会咕咚咕咚地往外冒；当她参加一群大老爷们为主的学术会议时，女性意识兴许就会凸现出来；如果这场会议发生在法国巴黎，黄种人或者中国人的自我认同没准就盖过了女性以及哲学家。显然，在所有这些身份里，“哲学教授”是一个经过后天努力而获得的社会角色，假使有一天她厌倦了学院生活，完全可以脱离这个身份。但是种族（黄种人）和性别（女性）这样的社会分类，它们是被先天所规范的，而不是后天可获得的，这样的身份认同没有出口可言，哪怕有人实现了事实上的脱离，比如迈克尔•杰克逊，心理学家认为这种脱离在心理上也还是不可行。

在这个“黄种女性中国哲学教授”的所有身份认同中，最让人为难的也许是民族认同以及国家认同，它们介于先天规范与后天获得之间。曾经有人说，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什么英国人、法国人或者美国人，我看到的只有一个个具体的个人：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实情真的如此吗？以“东方主义”研究著称于世的萨义德说，欧洲人和美国人的身份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虚架子，当一个人与东方相遇的时候，他一定首先是以一个欧洲人或美国人的身份进行的，然后才是具体的某个人。当然是这样子。我有一个金融界的朋友，平均一个月出一趟国，每当提起在国外遇到不守规矩的中国人，都恨不能找一桶立邦漆把自己给刷白了，这种羞耻感恰恰反映出他对“中国人”难以摆脱的认同感——你永远不会为了一个阿富汗人在第五大街上吐痰而感到羞耻。

斯特雷耶在《现代国家的起源》中说，在现代世界，最可怕的命运莫过于失去国家，如果一个人不幸成为“没有国家的人”，那他什么都不是——“他没有权利，缺乏安全保障，几乎没有机会去得到有意义的职业。在国家组织之外，不存在所谓的救星”。但是这个状况不是自古皆然，事实上，历史上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仅国家不存在，民族也不存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有句名言说，民族不过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可是问题在于，即使民族（国家）认同包含着神话和建构的因素，一旦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成为现实，人们就很难脱离既定的轨道。马雅可夫斯基说：“我想让我的祖国了解我，如果我不被了解——那会怎样？那我只得，像斜雨一样，从祖国的一旁，走过。”这话说得轻巧，但是在面对自己的故土家园，有谁能够如此轻松写意地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胡适当年痛感“中国事事不如人”，既然如此，不如削骨还父、削肉还母，再造一个真身，全盘西化；而中国本位论的支持者则反其道而行之，主张“凡是好的都是儒家的，凡是坏的全赖别人家”。如此截然相反的立场，归根结底，仍旧是在拷问“我的”与“好的”之间的复杂关系。

时至今日，所谓“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之争仍旧在延续这场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主题。不久前，我的朋友刘擎说过一句特别点题的话：“对于探索中国发展而言，若一定要谈论什么模式，更基本和迫切的真问题是：什么是好的（可欲的）模式？而以‘我们的还是别人的’作为标准来决定好坏与否，是一种智识上的混乱。”这句话的有趣之处在于，它彻底否定了“我的”就是“好的”。姑且不论从“智识的逻辑”出发是否必然得出这个结论，若就“行动的逻辑”而言，刘擎的这个说法稍显仓促。

当一个负面事件发生，比如汽车追尾了，恋人分手了，国家解体了，或者传统文化衰微了，为求理解，人们总要查找原因。归因理论的创始人海德认为，当事人和行动者倾向于诉诸“情境原因”——天亡我也非战之过，总之和我没干系；观察者或者反对派则倾向于诉诸“气质原因”——都是你的错。行动者推诿责任，观察者强加责任，说来说去，还是在和自我认同作斗争。

说到观察者和行动者的不同，不得不提柏克的这句话，他说：“思想家应该中立。大臣却不能这样。”按照施特劳斯的解读，这里的意思是，大臣（行动者）必定对于“我自己的”东西有所偏私，这是合乎情理的——他的职责就是要站在自己这一方。而对于思想家（观察者）来说，他要毫不犹豫地站在“优异性”的一边，而不管它是在何时何地被发现的，也就是说，在好的与他自己的这两者之间，思想家要无条件地选取前者。

现在的问题在于，在权衡比较“我的”与“他的”、“好的”和“坏的”这一类复杂关系时，我们的身份到底是什么？观察家还是行动者，或者干脆二者都是？如果这两种身份发生冲突，我们究竟应该听命于谁？在我看来，“中国模式”的倡导者们过多强调了“行动者”的身份，不仅横蛮无理地站在“我自己的”立场上，而且不加区分地把“我自己的”直接等同于“优异性”。另一方面，彻底割裂“我自己的”与“优异性”关联的人则把自己想象成可以像上帝一样摆脱任何特定视角的“观察者”，而忽视了有一些“好”不仅是“对我而言是好的”，而且它们永远都无法被还原成为一些中立性的指标和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