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庐闲话（第2/2页）

我的仗义

三年前，搬到新居，住在三层。每逢有挂号信件到来，投递员在楼下高声呼叫，我就心惊肉跳，腿也不好用，下楼十分艰难。投递员见我这样，有时就把信给我送上来，我当然表示感谢，说几句客气话。过了一些时候，投递员对邻居抱怨说：“这位大爷，太不仗义了。”邻居转告我，我一时明白不过来。邻居说：“送他点东西吧，上楼送信，是分外劳动。”过年时，我就送了他一份年历，小伙子高兴了，我也仗义了。其实，我青年时很热情，对朋友也是一片赤诚，是后来逐渐消磨，才变成现在这样不“仗义”。我曾两次为朋友仗义执言。一次是“胡风事件”时，为诗人鲁君，好像已经谈过，不再详记。另一次是为作家秦君，当时他不在场，事后我也没有和他谈过。一九四六年，我回到我的家乡工作。有一次区党委召集会议，很是隆重，军区司令员、区党委组织部长，都参加了。在会上，一个管戏剧的小头头，忘记了他姓什么，只记得脸上有些麻子，忽然提出：“秦某反对演京剧，和王实味一样！”我刚从延安来，王实味是什么“问题”，心里还有余悸。一听这话，马上激动起来，往前走了两步，扶着司令员的椅背，大声说：“怎么能说反对唱京戏，就是王实味呢，能这样联系吗?”我的出人意料的举动，激昂的语气，使得司令员回头望了望，他并不认识我。组织部长和我有一面之交，替我圆了圆场，没有当场出事，但后来在土地会议时，还是发生了。仗义，仗义，有仗才有义。如果说第一次仗义，是因为我自觉与胡风素不相识，毫无往来，这第二次，则自觉是本地人，不会被见外。现在，我可以说，当时有些本地人是排外的。秦是外来人。他到冀中，我那时住在报社，也算客人。秦来了，要吃要住，找到我，我去找报社领导，结果碰了钉子。在秦以前，戏剧家崔君，派来当剧团团长，和本地人处得不好。结果，在一次夜间演出时，被一群化了装的警卫人员，哄打一顿，又回了原单位。文艺界，也有山头，也怕别人抢他的官座。这是我后来慢慢悟出的道理。秦后来帮我编《平原杂志》，他也会画。有一期封面，他画的是一个扎白头巾的农民，在田间地头，用铁铲戳住一条蛇。当时，我并没有看出他有什么寓意。很多年以后，我才悟出，这是他对地头蛇的痛恨。好在当时地方上，也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不然，那还了得。自秦以后，我处境越来越不好，也就再也不能仗义了。（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排外的又一例是：写小说的孔君，夫妻俩来这里下乡、写作。土地会议时，三言两语，还没说清楚罪名，组长就宣布：开除孔的党籍。我坐在同一条炕上，没有说一句话。前几天，我已经被“搬了石头”。其实，外地人到这里来，如果能和这里的同行，特别是宣传干部，处得好，说得来，就不会出这种事。无奈这些文艺工作者，都不善于交际，便被说成自高自大。随后又散布流言，传给领导。遇到时机，就逃不脱。因为领导对这些外来者，并不了解，只听当地人汇报。（一九九二年四月三日晨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