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装的故事

我远不是什么纨绔子弟,但靠着勤劳的母亲纺线织布,粗布棉衣,倒是总有的。深感到布匹的艰难,是在抗战时参加革命以后。一九三九年春天,我从冀中平原到阜平一带山区,那里因为不能种植棉花,布匹很缺。过了夏季,渐渐秋凉,我们什么装备也还没有。我从冀中背来一件夹袍,同来的一位同志多才多艺,他从老乡那里借来一把剪刀,把它裁开,缝成两条夹褥,铺在没有席子的土炕上。这使我第一次感到布匹的难得和可贵。那时我在新成立的晋察冀通讯社工作。冬季,我被派往雁北地区采访。雁北地区,就是雁门关以北的地区,是冰天雪地,大雁也不往那儿飞的地方。我穿的是一身粗布棉袄裤,我身材高,脚腕和手腕都有很大部位暴露在外面。每天清早在大山脚下集合,寒风凛冽。

有一天在部队出发时,一同采访的一位同志把他从冀中带来的一件日本军队的黄呢大衣,在风地里脱下来,给我穿在身上。我第一次感到了战斗伙伴的关怀和温暖。一九四一年冬天,我回到冀中,有同志送给我一件狗皮大衣筒子。军队夜间转移,远近狗叫,就会暴露自己。冀中区的群众,几天之内,就把所有的狗都打死了。我把皮子拿回家去,我的爱人,用她织染的黑粗布,给我做了一件短皮袄。因为狗皮太厚,做起来很吃力,有几次把她的手扎伤。我回路西的时候,就珍重地带它过了铁路。一九四三年冬季,敌人在晋察冀边区“扫荡”了整整三个月。第二年开春,我刚刚从山西的繁峙一带回到阜平,就奉命整装待发去延安。当时,要领单衣,把棉衣换下。因为我去晚了,所有的男衣,已发完,只剩下带大襟的女衣,没有办法,领下来。这种单衣的颜色,是用土靛染的,非常鲜艳,在山地名叫“月白”。因是女衣,在宿舍换衣服时,我犹豫了,这穿在身上像话吗?忽然有两个女学生进来——我那时在华北联大高中班教书。她们带着剪刀针线,立即把这件女衣的大襟撕下,缝成一个翻领,然后把对襟部位缝好,变成了一件非常时髦的大翻领钻头衬衫。她们看着我穿在身上,然后拍手笑笑走了,也不知道是赞美她们的手艺,还是嘲笑我的形象。然后,我们就在枣树林里站队出发。

这一队人马,走在去往革命圣地延安的漫长而崎岖的路上,朝霞晚霞映在我们鲜艳的服装上。如果叫现在城市的人看到,一定要认为是奇装异服了。或者只看我的描写,以为我在有意歪曲、丑化八路军的形象。但那时山地群众并不以为怪,因为他们在村里村外常常看到穿这种便衣的工作人员。路经盂县,正在那里下乡工作的一位同志,在一个要道口上迎接我,给我送行。初春,山地的清晨,草木之上还有霜雪。显然他已经在那里等了很久,浓黑的鬓发上,也挂有一些白霜。他在我们行进的队伍旁边,和我握手告别,说了很简短的话。应该补充,在我携带的行李中间,还有他的一件日本军用皮大衣,是他过去随军工作时,获得的战利品。在当时,这是很难得的东西,大衣做得坚实讲究:皮领,雨布面,上身是丝绵,下身是羊皮,袖子是长毛绒。羊皮之上,还带着敌人的血迹。原来坚壁在房东家里,这次出发前,我考虑到延安天气冷,去找我那件皮衣,找不到,就把他的拿起来。初夏,我们到绥德,休整了五天。我到山沟里洗了个澡。这是条向阳的山沟,小河的流水很温暖,水冲击着沙石,发出清越的声音。我躺在河中间一块平滑的大石板上,温柔的水,从我的头部、胸部、腿部流过去,细小的沙石常常冲到我的口中。我把女同学们给我做的衬衣,洗好晾在石头上,干了再穿。我们队长到晋绥军区去联络,回来对我说:吕正操司令员要我到他那里去。

一天上午,我就穿着这样一身服装,到了他那庄严的司令部。那件艰难携带了几千里路的大衣,到延安不久,就因为一次山洪暴发,同我所有的衣物,卷到延河里去了。这次水灾以后,领导上给我发了新的装备,包括一套羊毛棉衣。这种棉衣当然不错,不过有个缺点,穿几天,里面的羊毛就往下坠,上半身成了夹的,下半身则非常臃肿。和我一同到延安去的一位同志,要随王震将军南下,他们发的是絮棉花的棉衣,他告诉我路过桥儿沟的时间,叫我披着我那件羊毛棉衣,在街口等他,当他在那里走过的时候,我们俩“走马换衣”,他把那件难得的真正棉衣换给了我。因为既是南下,越走天气越暖和的。这年冬季,女同学们又把我的一条棉褥里的棉花取出来,把我的棉裤里的羊毛换进去,于是我又有了一条名副其实的棉裤。她们又给我打了一双羊毛线袜和一条很窄小的围巾,使我温暖愉快地过了这一个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