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4/25页）

父亲未能及身见证自己的荣耀。当他发现那种他在别人身上见到并深表同情的无法医治的病症出现在自己身上时，甚至都没有徒劳地去尝试抗争，便把自己隔离起来，以免传染给他人。他把自己关在仁爱医院的一个杂物间里，对同事的叫门声和亲人的哀求声充耳不闻，对人满为患的走廊地板上那些垂死挣扎的霍乱病人的惊恐号叫也泰然处之，他给自己的妻子儿女写下了一封充满炽烈爱意的信。在信中，他流露出对生命无比的热爱与眷恋，以及由此而生的感恩之情。那是一封长达二十页的诀别书。信纸被揉搓得皱皱巴巴，从越来越糟糕的字迹中可以看出他的病情每况愈下。不需要认识写信的人，也能看得出那个签名是用尽最后一口气写上去的。遵照他的遗愿，他那灰白色的遗体被混葬在公共墓地，没有让一个爱他的人看见。

三天后，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在巴黎接到了电报。当时，他正在和朋友共进晚餐，当即以香槟祝酒来纪念他的父亲，说道：“他是一个好人。”过后，他将为自己的不成熟而自责：为了不让自己哭出来，他竟不断地逃避现实。但三个星期后，他收到了父亲那封身后才被发现的遗书的抄本。那一刻，他向现实投降了。骤然间，那个他生命中最早认识的男人，那个养育他、教导他，和他的母亲同床共枕三十二年，却在这封信之前仅仅因为淳朴的腼腆，从未向他如此赤诚地袒露过心声的男人的形象，一下子深刻地浮现在他眼前。在那之前，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和他的家人一直都将死亡视作发生在别人家的不幸，它发生在别人的父母、兄弟姐妹、丈夫妻子身上，却从来不会降临在自己的亲人头上。他们一家人的生命节奏都很缓慢，在他们身上看不出衰老、生病和死亡的迹象，他们只会在自己的时间里慢慢消失，然后变成一个时代的回忆和云雾，直至最终被遗忘吞没。父亲的遗书比那封传达噩耗的电报给了他更沉重的打击，让他确信人终有一死。尽管，他最早的回忆之一——九岁或十一岁时——在某种程度上便是从父亲身上看到了死亡早早发出的信号。那是一个下着雨的下午，他们两人待在家中的办公室。他正用彩色粉笔在地砖上画云雀和向日葵，父亲则对着窗子的亮光在看书，背心敞着扣，衬衫袖子上勒着橡皮筋。忽然，他停止了阅读，用一根末端带有银抓手的爪杖挠了挠后背。因为够不着，他又让儿子用指甲帮他抓一抓。儿子这样做时，他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感觉不到自己的脊背似的。最后，父亲从肩膀上方看着儿子，凄惨地笑了笑。

“如果我现在就死了，”他说，“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可能都不记得我了。”

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他就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死亡天使在办公室那凉爽的昏暗中一闪而过，又从窗子飞了出去，所到之处，散落下几片羽毛，但孩子却没有看见。自那时起，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胡维纳尔·乌尔比诺马上就要到父亲那天下午的那个年纪了。他知道自己和父亲很像，而现在除了这一点外，他还惊愕地意识到，和父亲一样，自己也终将会死的。

霍乱成了他的心病。之前，除了在某门边缘课程中学过一些常识外，他对此了解得并不多。他曾觉得很难置信，仅在三十年前，在包括巴黎在内的法国，霍乱就造成了十四万多人的死亡。但在父亲死后，为了抚平记忆的伤痛，也是作为一种悔过，他学习了一切能学到的有关各种形式的霍乱的知识。他成了当时最杰出的流行病学家、疫区封锁理论的创始人、那位伟大小说家的父亲阿德里安·普鲁斯特的学生。因此，当他回到故土，从海上闻到市场的恶臭，看见污水沟中的老鼠和在街上的水坑里光着身子打滚的孩子们时，不但明白了这场不幸因何而起，而且确信它随时都会重演。

果然，没过多久，事情就发生了。还不到一年，他在仁爱医院的几个学生请他帮忙去为一个浑身泛着罕见蓝色的病人义诊。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只在门口看了一眼，便认出了他的敌人。但运气还不错：这个病人三天前乘坐一艘来自库拉索的轻便船到达此地，是自己来到医院门诊的，似乎还没有传染给其他人的可能。不管怎样，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还是提醒了同事们，并最终说服当局向附近港口发出警报，以便找到并隔离被污染的轻便船。此外，他还劝阻了要塞军事长官，这位长官想发布戒严令，并立即施行每一刻钟鸣炮一响的治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