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的两种命运（第2/2页）

其次，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与其说是一小撮自由经济原教旨主义者四处“传福音”的结果，不如说是拉美各国自身战后的“关起门来搞社会主义”政策走到死胡同之后的一个政策反弹。与东亚各国的“出口发展战略”不同，拉美战后一直在采取“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结果东亚各国通过“比较优势”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乘风破浪，拉美却因为坚持“自力更生”成了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孤帆远影。“新国家主义”者试图制造一种印象，似乎新自由主义把好好一个拉美给糟蹋了，事实是，改革的起因恰恰是拉美各国的经济困境和滞胀，像阿根廷、玻利维亚等国，实施财政紧缩政策前，通胀率都达到了2000%，因为撞了南墙，所以必须回头。

再次，新自由主义和拉美经济发展受挫的关系到底有多直接，也可圈可点。墨西哥和阿根廷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都是政府向国际金融市场过度借贷的后果，加上政府征税能力不足以及腐败成风，终于导致危机。但问题是，“新自由主义”并不必然导致过度借贷、收税能力、腐败这些配方，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其他地方的“新自由主义”没有酿成金融危机。甚至有人认为阿根廷、墨西哥、玻利维亚等国的问题恰恰在于“自由”得还不够，比如，据《纽约客》报道，在玻利维亚“成立一个新公司需要59天、15个程序、人均年收入两倍的费用”，这样的体制，是太自由还是太不自由呢？所以有人说，服药药量不够，不能怪药本身不好。

新自由主义在欧美、中国、东亚、南亚似乎成果显著，在东欧、非洲、拉美却走得跌跌撞撞，为什么同一个药方，却会有两种不同的命运呢？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所谓新自由主义，说到底只是一系列的经济政策，而政策只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之一。经济政策就像一条鱼，能不能养好，除了取决于鱼本身的生命力，还要取决于鱼塘里的水质，而影响这个“水质”的因素，包括政治制度、历史、文化、教育水平、传统、地理位置、人口构成等等因素。这也是为什么当一个国家引进自由经济制度的时候，还需要在政治、法律、福利政策方面做一系列的配套改革，通过经济自由来实现发展，通过政治民主来保障公平，否则再好的“鱼”也可能被养死。但如果因为一个药方没能“包治百病”，就把它说得一文不值，就不知道是开药的幼稚，还是吃药的幼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