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义当前做行动派（第2/3页）

每一个被救助的难民以及政府为其付出的教育培训及就业计划等资源，无一不是从每一个公民的税收中来。所以积极地帮助难民就业也成了政府的头等大事。但是用人单位并不是慈善机构，难民长时间内语言沟通障碍，虽然里面不乏人才，但大多数技能薄弱，且由于信仰等风俗习惯不同，凡此种种，难民就业也成为一大难题。

新的难民不断涌入，而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难民，即便自小到大接受了瑞典教育的系统培训，依然存在就业难的问题。因为在这里，不论你是难民还是移民，甚至瑞典人本身，想要胜出，都必须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

在街头与当地人擦肩而过的购物难民

难民接受政策与安置，越来越成为瑞典二战遗留下来的一个最大社会问题。而另一个问题——难民来了之后不肯再回去，都会想方设法留下来，尤其大批青壮年难民倘若长期处在无业和失业状态，无疑会悄然成为一股社会安定隐患的暗流。难民聚居区是很多人不愿涉足的区域，更别说在那里买房租房了。不仅烟味弥漫，常常还会有人在那里遭到抢劫。我的一个朋友就在那里的候车站遭遇过这么一次，身上现金700克朗被悉数抢走。

而找不到工作的难民们将之归结为“不公平”和“歧视”，两年前曾经发生在斯德哥尔摩胡斯比区的难民青少年因不满社会而引起的烧车事件，以及瑞典第二大工业城市哥德堡近一两年接二连三的枪击案，都已经为难民安置的何去何从，拉响了沉闷的警钟。

馅饼并不是永远分不完的。针对接受难民政策，虽然瑞典人普遍对此无异议，但对政府针对难民的后续安置政策疑虑重重。这一疑虑也从刚刚过去的每四年一届的大选中可以反映出来。这几年瑞典社会普遍的福利降低成了不争的事实，就拿许多学校来说，以前每天上午十点半的加餐水果都是学校提供，但是现在几乎所有的学校都要求学生自己从家里带加餐水果到学校，原因是“经济吃紧”。

为了减少支出，政府一再压缩职位。又比如教师这个职位，在我开始学习瑞典语那阵儿，还同时学了学前教育这个专业。我学这个专业的时候还是老师学生面对面课堂授课，但是在第二年，由于经费紧张，学校拟对包括这个专业在内的若干专业进行“远程教育”，即解雇授课的专业老师，号召大家在家学习，远程交作业。

这是学校从未有过的事，我的三位已经在学校工作了十几年的专业授课老师对此忧心忡忡：担心失业后，虽然两年之内还有相当于工资80%的失业金可拿，可两年之后何去何从，年过半百的三位女老师谁也不知道。后来虽然经过老师和学生的抗议，学校被迫取消了这个决定，却压缩学制，缩短了学习时间。瑞典经济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窘迫过！学习毕业的聚餐上，热情敬业的瑞典老师端着酒杯虽然面带笑容，却掩饰不住一丝的惆怅和失落。

今日看来，同舟共济这句话对崇尚包容、民主、公正、多元的北欧国家，尤其是瑞典，分外有重量和含义。按照瑞典法律，新上任的政府如果预算被否决，通常有三条出路：要么及时提供一份新预算，要么在次年三月重新大选，最悲催的结局就是政府下台。

瑞典民主党一直被视为有种族歧视和暴力倾向，但由于业已下台的瑞典执政党联盟，曾经在对待税收和难民的接受和安置问题上难尽如人意，比如在过去执政的8年，为了取悦有稳定工作的中产阶级，使这部分人继续成为下一届大选中坚定的支持者，因而不断对其降低税收。这使得工作着的绝大部分人一时感到收入高了，税收却减了，心里对现任政府感到十分满意，选票自然是投给他们。但是从长远看，这却是一个拆西墙补东墙的方式。因为这几十年来推动瑞典整体国家平稳发展的就是高收入、高税收、高福利这一模式。

如今不断降低税收，却还要维持一如既往的高福利，显然使整个国家经济感到了力不从心。这个方式暂时使一部分人获得了高收入、低税收的回报，却破坏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运作模式，导致整体水平的失衡。所以实际上并不是难民的到来使国家日子难过，只不过是难民的到来加速了这种经济失衡。

可惜的是许多包括瑞典人在内的人都看不到这一点，把整个国家经济下滑的账全算到了难民头上。认为是接受供养太多难民才使国家财政吃紧，故引发愈来愈多的纳税人因此产生怨言，而导致瑞典民主党的支持率不断攀升。并因此给人一个错觉：从前，纳税高是为了更好的福利，现在，纳税高似乎是为了供养那些难以纳税的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