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 书里的女人与女人的书（第6/21页）

我想，在莎士比亚时代，要是真有哪个女人和莎士比亚一样有天才的话，那么她的故事大体就是这样。不过，就我个人而言，我还是部分地赞成那位已故主教的看法，那就是：在莎士比亚时代，女人绝对不可能具有像莎士比亚那样的天才。莎士比亚式的天才是不可能从那些既未受过教育、又整天忙碌供人使役的人当中产生出来的；在当时的英格兰，它不可能产生于撒克逊人和布列吞人中间，而在今天，它也不可能产生于劳工阶层。既然如此，它又怎么可能出现在当时的女人身上呢？要知道，按特里维廉教授的说法，当时的女人尚未成年就要干活了：不仅她们的父母会逼迫她们，法律、习俗和种种社会势力都在逼迫她们就范——她们不可能会有别的生活。女人中间当然会有某种天才，就像在劳工阶层中也有某种天才一样。这样的天才有时还会显露出来，前者如艾米莉·勃朗特，后者如罗伯特·彭斯，他们俩就是明证。但是，这样的天才从未受到重视，这是确凿无疑的。不管怎么说，反正每当我从书上读到某个女巫遭人驱赶、或者某个女人中了邪、或者某个聪明女人竟在卖药草、甚至某个杰出的男人有个平凡的母亲时，我就会想，这些女人也许是会成为小说家的，只是她们迷了路；也许是会成为诗人的，只是她们受到了压制——她们也许就是某个因被人忽视而默默无闻的简·奥斯丁，要不就是某个因有才无处施展而被逼得发了疯的艾米莉·勃朗特，她只能独自在荒野里癫狂，或者在路边朝人做鬼脸。说真的，我可以大胆猜测，为我们留下大量诗歌的远古无名氏多半是个女人。这完全可能，我想，当时有个女性爱德华·菲茨杰拉德，她编出一首首民歌和民谣并对着自己的孩子吟唱，为的就是在纺纱时解闷，或者借此度过冬天的漫漫长夜。

我这么说，也许是对的，也许是错的——谁说得清呢？但不管怎么说，当我回想起我刚才杜撰那个关于莎士比亚的妹妹的故事时，我总觉得，其中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那就是：出生于16世纪的任何一个天赋出众的女人，最终必然会发疯、自杀，要不就是在荒野茅舍里孤寂地度日，像个女巫，甚或女妖，令人畏惧，又受人嘲笑。

文学与性别

「爱」是不大能谈论的，谈起来总不免会失言。但是，在我们的日常言谈和交往中，爱又无处不在！我们去乘公共汽车，会爱上某个售票员；我们去商店买东西，会觉得某个年轻女售货员可亲可爱——或者，可憎可恶。我们既然在日常生活中会时时额外地滋生出爱或恨来，那么在读书时，当然也是如此。批评家或许应该不动感情地就书论书，但对于我们普通读者来说，和书有关的一些东西，如作者的性别、外貌或者人品，却会像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真实事物一样引起我们的爱憎。这种感情尽管莫名其妙，但却像在日常生活中一样影响我们的看法，而且也像在日常生活中一样，很难用理智去加以分析。

乔治·爱略特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据说，她现在的声誉已大不如前了。确实，她的声誉怎么能不受影响呢？她那张难看的马脸、那只难看的长鼻子和那对难看的小眼睛，总是从她的书页后面浮现出来，使男批评家们觉得不快。他们不得不称赞她，却实在没法喜欢她。不管他们怎样严格地、绝对地信奉艺术与艺术家个人无关的原则，当他们在那些评论文章和教科书里证明她的才华、揭示她的意图和表现手法时，他们的语调里仍不知不觉地流露出这样的感觉——他们并不希望乔治·爱略特来为他们倒茶。另一方面，简·奥斯汀却正在为他们倒茶。他们喜欢她一边从无比贞洁的茶壶里把茶倒进无比精美的杯子里，一边对着他们莞尔一笑，既温文尔雅，又妩媚迷人——这种男性感觉，即便在最严肃的英国文学批评中也在所难免。

那么女人又怎么样呢？现在的女人不仅读书，还涂鸦似地写出了自己的见解。既然如此，或许也应该追究一下她们的偏执之处，追究一下她们从书页中引出的个人爱憎，尽管这种本能反应一出现就自我压制了。这里，性的引力和斥力当然是最为重要的。你甚至能听见它在噼剥作响，使一些平庸之极的周刊也似乎显得趣味盎然了。说得更严重一点，这种非文学的因素就如为虎作伥，既使思想变得更为迅疾，同时也使思想变得更为任性，更为随意。所以，读书前调整好自己的情感状态，看来还是很有必要的。这里，我们首先会想到的一个人就是拜伦。说到拜伦，可以说没有哪个循规蹈矩的正经女人是会喜欢他的。因为在她们看来，拜伦的那种自我中心、虚荣自负的性格，就像是恶棍和巴儿狗的混合物，他那种��在上、藐视一切的孤傲姿态，看上去就像是理发师用来放假发的木桩，而他的那些连篇累牍的感伤话，表面上好像说得娓娓动听，其实不仅单调乏味，甚至令人恶心。然而，几乎所有的男人都很喜欢拜伦——这么说并不令人惊异。因为在男人心中，拜伦不仅才华出众、勇敢无畏、魅力十足，而且既富有理想又擅长嘲讽，既平易近人又出类拔萃——总之，他是个英雄好汉，是个女人的征服者；因为男人中的强者自以为自己也是这样，男人中的弱者呢，则对此无比羡慕。所以，要想喜欢拜伦，要想欣赏他的书信和《唐·璜》，首先必须是个男人；反之，换了女人，即使喜欢也必须装得不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