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缺马的朝代找一匹老马（第2/3页）

关于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从刚开始一直到千年后的今天，毁誉不一。就不需要具体说了。只有两点是毫无疑问的，它像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变法，在阵痛与代价中摇摆前进；而不论成果如何，始作俑者，都只能有一个黯然无言的悲凉结局。

熙宁九年，推行新法六年后，55岁的王安石辞去宰相，退居江宁（今南京），新法推行过程的斗争令人厌倦，无休止的应对争论和排除阻扰，突如其来的罢相，被诬告谋反，理由荒谬得让人听到的一瞬，不是愤怒而是失笑。吕惠卿之类无常小人的背叛和暗算，让人直接对人性产生怀疑。寄予厚望的爱子王雱，聪慧灵敏，才气逼人，亦在这一年病亡，不过三十二岁。

心灰意冷，激流勇退。不退也不能。仍在推行中的新法，像一艘开往未知海域的轮船，刚刚启程，就已经挤满了精明能干的野心家，利欲熏心的投机者，作为老船长的王安石，早已被挤到船舷边。

在江宁的日子，据记载，是这样的：“王荆公不爱静坐，非卧即行。晚卜居钟山谢公墩，畜一驴，每食罢，必日一至钟山，纵步山间，倦则即定林而睡，往往至日昃及归。”

就是骑着驴子，来来回回地在山水间走。每日如此。王安石是个坐不住的人，这一点可以想象。

当年，他可是号称“拗相公”，说起国事，不惜跟好友翻脸，不惮在皇帝面前抗辨，厉声高呼：“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种人，心里有一团烈火，烤焦了着自己不在乎，烧到了别人，那也只好说声抱歉，谁叫你在他的理想前面挡路。比如说苏轼，王安石是那么欣赏他，对人说：“不知更几百年有如此人物。”当苏轼一再上书反对新法时，他还是毫不迟疑地清除障碍，对神宗皇帝道：“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请黜之。”

对于变革者来说，最大的痛苦，不在于反对者众，而是反对者中，有亲朋好友，有向来推重欣赏的人，你知道他们都是好人，是君子，甚至是爱自己的，却还要面对他们的反对与质问。一万个敌人的仇视，痛不过一位朋友的误解。在王安石推行新法的过程中，这样的名单可以列出很长……

想到这一点，再回想起“拗相公”的称号，想到江宁山间，骑驴而蹒蹒独行的那位老人瘦小身影，才更感觉到一种理想主义者的悲凉。战争时代的理想主义者如陆游，人们都赞赏他的报国心和勇气。和平年代，同样怀抱富国强兵理想行动着的人们，却被指责与猜疑包围。和平时期无英雄，不是没有，而是，人们并不需要。

在大一统的国家背景下，庞大的官僚政治体系得以顺利运转，但也必然带来效率低下。但人们反而更加害怕变革。有革新，就会触动盘根错节的旧利益集团。至于那些本无多少利益可言的底层人民，已经过于稀少的生活资源，承受不了变革的阵痛，宁做稳定的奴才，也不愿冒险做变革的主人。变成固步自封的老大帝国，在北宋的风流世代，已经能看到不祥的阴影。

但是变法中的主人公，即使付出惨痛代价，在理想与热情的包围下，还是抱有一线希望。退居江宁的王安石，每日例行的山间游走，说是纵情山水，猜想起来，还是一为驱闷，二来，也不无对山外消息的期待，不能真正忘情。

《渔家傲》

“灯火已收正月半，山南山北花撩乱。闻说洊亭新水漫，骑款段，穿云入坞寻游伴。

却拂僧床褰素幔，千岩万壑春风暖。一弄松声悲急管，吹梦断，西看窗日犹嫌短。”

这是元宵过后，满城彩灯收起，开始出城探春。江南的春天来得早，和京城大大不同，此时已经是满山花烂漫。

王安石平时的行走路线，大概是这样的：他住在白塘的“半山园”，离城七里，离钟山七里，如果入城，就坐只小船，但大部分时间，是去爬爬山，到寺里与和尚谈谈经什么的。这次，他听说山西侧洊亭的春水初涨，便想过去瞧瞧。款段，本来是行动迟缓的驽马，然而，王安石用来说他骑的那头驴。刚退居的时候，神宗皇帝曾赐给他一匹马，但是可能水土不服，很快就死了。

王安石曾特地写诗以记之，《马毙》：“恩宽一老寄松筠，晏卧东窗度几春。天厩赐驹龙化去，谩容小蹇载闲身。”诗中颇有自嘲意味，此身已闲，马是无福再骑了，就弄只驴子相得益彰地混混吧。

这也可以看出宋代马匹稀少，平时出入骑马，是很特别的待遇。当然官员上朝，按规定必须要骑马，以示尊重。而主动骑驴，就是表明正式地回到了民间，接受平民况味的生活。王安石现在就把自己当平民，一路爬上山，不嫌云深路滑，想找个游伴。游伴能有谁呢？很难说，也许是山寺的和尚，或者寄寓寺中的文士画家之流。著名画家李公麟，当时也就在昭文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