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伊凡·谭纳系列（第20/21页）

两种难以撼动的真实

小说书写者被赋予人类世界最宽广的想像和编造特权，但愈是好的、真诚的、程度更上一层楼的小说书写者，会愈多一分体认出真实事物的丰硕、多面向、生根以及其难以替换仿造的力量，一如纳博科夫所讲这是个认识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想像和编造是要完成它，而不是要弃绝它替代它，想像和编造可以被体认为如此认识的特殊武器。

小说中有两种真实值得特别指出来，事实上它们也隐藏不了否认不了。一是作为所有基本素材的具体事物，一是小说书写者自身的真实存在。

比方说你要写成一个人，他的血肉肌理他的一切细节，长相、衣着、住的地点和屋子样式、疾病、怪癖、某种意外遭遇撞了车或撞了人什么的，书写者不必一样样累死自己去编造，他只要四处采撷就行，整个现实世界是个什么怪东西都有、简直是无限大的大卖场，而且只要你能在它杂乱无序的堆置中找到你要的，还不必付钱。但真正的重点尚不在此，而在于真实的事物一定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纹理质感，一截木头、一块石子、一片蔬菜叶子；还有你越认识它越发现的，它和周遭世界其他一切的有机性的、微妙但强韧的、又舒适无比的联系关系或忍不住要说共生关系，形成了它某种嵌合性的、几乎拔它不动的“位置”，简单讲它长那样子那时间杵那里就是对就是合理(正是这样的认识使小说家容易明知故犯地侵人隐私，从而被告变成需要付钱了)。这都是人通过凭空想像和编造做不到的(奇怪有些写小说的人怎么会认为自己可以)，纯粹的人造物通常是某种特殊目的乃至于工具性的，夸大某一个你要的单面向特质，可以更硬、更轻、更光滑、更不腐烂、更飞向宇宙遥远光年之处，但就是不可能如生命之物的面面俱到而且无需证明。

另一个真实，则是不可让渡不待分说的，因为它正是小说书写的根本前提，是第一个，是太初有言，这就是书写者自身的存在和持续存在。终极来说，这甚至无关乎小说书写技艺的选择，书写者可以是谦卑的、隐藏的、不用到任何自我的具体成分，也可以是强势的、心急的、整个人直接跳出来，像雨果的《悲惨世界》，便让自己躲在和上帝一样透明但知道一切的冷眼旁观位置，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则管他的直接冲上火线大发议论甚至和读者吵架。但我们说，这个“我”都在的，即使书写者只情节地重新叙述一个已有已知的故事，他也就已经改变了这个故事，在视角里，在声腔语气中，在节奏的疾缓快慢所显示的焦点微调，在自觉不自觉的具体细节云云。弗吉尼亚·伍尔芙说：“首先他得先相信。”相信它是真的，或相信它是荒唐滑稽的，像布洛克便相信谭纳命带一堆女色情狂是假的，是对可敬“七”的玩笑，因而更肆无忌惮，你相信，然后这个故事的叙述或者转述才得以开始，就在相信的那一瞬间，你已无可避免地进入到故事里头了，《圣经》把这样子的经验称之为因信称义。

所以博尔赫斯这么讲：“我对我的文学信念态度，可以用一句宗教意味的话来说明： 我信它，不是因为其为首创，而是因为其为我所相信。老实说，我认为以下这个假设放诸四海皆准，甚至对那些设法否定它的人亦复适用： 所有文学作品说到底都是自传性的。”日后，他还讲他这辈子从未在笔下创造过什么人物，他从头到尾写的都是自己，“都是同一个老博尔赫斯在各种不可能的时间空间里的遭遇”。

有点对博尔赫斯和他的睿智话语不好意思，但我们应该也可以这么讲——谭纳和这些各国各族的女色情狂，其实也都是同一个老布洛克在各种不可能的时间空间里的上床。

受苦的女性

注意到没有?博尔赫斯讲自己“同一个老博尔赫斯”时用的是单数，而纳博科夫的“我在作品中演化几个自我”的自我却是复数。

单数或复数，原无关宏旨，当然只是语义学的问题而已，其最根本的意思殊无不同。但它们确实分别强调了不同的东西，指向了往下不同的思维路径，这里，纳博科夫的复数性自我恰好能帮助我们回答那个有关“那个女人到底是谁”的怨妇问题。

读者和妻子面对同一部小说的虚实猜测，其根本的不同在于，前者是闲着也是闲着的八卦，后者则明白且立即地攸关了身家幸福。感情中，婚姻里，我们经常得做某些过度承诺，因为不如此我们首先就通不过比方教堂神父宣告婚姻成立之前的仪式性询问(“你是否答应终身爱她?在困难中在病痛中不离不弃她?……”像不像警察抓小偷时的“米兰达警告”——“你可以保持沉默，你所说的一切都可能成为呈堂证供……”?)；我们更常忍不住做某些明知不可能的要求并坚持兑现，比方说情侣间夫妻间不可有任何秘密一切透明云云。然而，所谓的秘密有很多种或说很多层次如好吃的可颂面包那样，第一层当然是知道但不说出来(又可粗分为恶意欺瞒和不好意思承认两层)，再来是没机会想起并说起，再来是如本雅明所说不知如何叙述自己，最深一层是自己也不知道，它只会在某种不一样或不可能的时间空间遭遇中才被发现被演化出来，因此它是秘密，但其实也是人的潜质和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