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董的悲剧

在古代中国人的思想中，统治者的地位，是在人神之间的。《左传》中记师旷说：“夫君，神之主也，而民之望也。”这就是说，统治者的身份是承上启下的。就因为这种承上启下，所以要“忠于民而信于神”（《左传》季梁的话）。如果做不好，就“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左传》曹刿的话）。闹到最后，就“弃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左传》刘定公的话）。这样的统治者就要垮台了。

不怕“人怨”怕“天怒”

但是，对统治者而言，所谓“神怒民叛”，他怕的是前者而非后者。民的“叛”，是很难的。一叛就即惩治叛乱条例一下，所谓叛，就不成其叛了，最后就只好化为“怨”而已。于是“神怒民叛”，就演变为“天怒人怨”了。

但是，“人怨”是小事，“天怒”又怎么办呢？公元前7世纪的时候（公元前662年），“有神降于莘”，《国语》中记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其君齐明衷正，精洁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飨而民听，民神无怨，故明神降之，观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国之将亡，其君贪冒辟邪，淫佚荒怠。……民神怨痛，无所依怀。故神亦往焉，观其苛慝，而降之祸。

这就是说，当统治者无道的时候，作为神的，就不再施福了，而要跑去看热闹，然后降祸了。神的降祸，可以使统治者垮台。这种“天怒”比“人怨”厉害得多了，统治者自然不得不小生怕怕了。

灾异

表现“天怒”的解释，到了汉朝人手里，变得细腻起来了，就是所谓“灾异说”。董仲舒是这种思想的掌门人，他说：

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曰：“畏天之威。”殆此谓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入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这是说天是很仁慈的，它不立刻惩罚人，而是先警告一下；警告无效，再吓唬一下；吓唬无效，“其殃咎乃至”。天惩罚人是分梯次进行的，是给人缓冲时间的。

天人相感

从因果观点看，灾异的来源，是恶性循环的，这叫“天人相感”。董仲舒说：

今平地注水，去燥就湿；均薪施火，去湿就燥。百物去其所与异，而从其所与同。……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如马鸣则马应之，牛鸣则牛应之。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物故以类相召也。……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非独阴阳之气可以类进退也。虽不祥祸福所从生，亦由是也。无非己先起之，而物以类应之而动者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动》）

董仲舒是绝对尊重统治者的。他明说“以人〔民〕随君〔主〕，以君随天”；明说“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但是怎么“屈君”呢？“屈君”的力量，只有来自天。统治者无道，是“天夺之”的，天又怎么“夺”之呢？

如此制衡

后来研究思想史的人，都犯了一个错误，以为董仲舒强调灾异、强调天人相感的目的，是向专制帝王制造“精神威胁”“把权源纳入正轨”。认为董仲舒抬出天来制造制衡，其实这是给古人戴高帽了。对一个满脑“罢黜”什么、“独尊”什么的专断论者，对一个满口“以人〔民〕随君”“屈民而伸君”的拍马大王的人，我们是不能这样溢美的。

董仲舒的王牌理论是提倡“春秋大义”。孔子作《春秋》的基本立场是尊王攘夷，提倡《春秋》就是提倡君权。“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董仲舒明明是主张一切“一统乎天子”的，“一统乎天子”就是一人专权、中央集权，结果就是“君者，权也”的。汉初的统治者并不喜欢儒家，汉高帝轻视儒生，甚至要“溺儒冠”（朝儒生的帽子里撒尿）。但是得到天下后，发现儒家思想最便于作为统治的“润饰”，所以外儒内法就势在必行。于是，从汉高帝到汉武帝，从叔孙通到董仲舒，便很自然地花对花、柳对柳起来。董仲舒是“以经术润饰吏治”（《汉书·循吏传》）的，这完全是投统治者所好的。至于他强调灾异，强调天人相感，也只是希望统治者做贤君而已。希望统治者做贤君，这是古往今来人人的希望，这算不得政治上的制衡。制衡君权要有像样的办法，灾异又叫什么办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