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后死有责！”（第2/3页）

二、遗著水经注部分，请陈槃先生做初步检阅。

三、中古思想史有关的遗著，请黄彰健先生做初步检阅。

四、其他稿件，请徐高阮先生做初步检阅。

五、详细年表，请徐高阮先生负责，希望在一年以内完成。

六、先将已发表而未收入文存的文稿，印成目录分给本会各委员，以便商讨分配校对的办法。

七、今后如果发现有侵害胡故院长著作版权的情事，应随时提请胡夫人注意。

八、征求胡故院长函件，由本会出名公告。征得的函件，本会用毕后，即移送“纪念馆”保管。

这两次所谓讨论决定事项，除了把当时明明属于公产的，非法跟私人纠缠不清外，其他有关“著作整理编辑”各条，二十年下来，几乎无一不是虎头蛇尾。这些铁证，正好印证了我早年的预言：“占着茅坑不拉屎。”——整个这个岛上的学风与机构，一直都是如此。

我相信真正能把《胡适全集》编出来的，还是有待于私人机构。私人机构是肯做事的，一变成公家的，就完蛋。那天你请客的席上，我颇属意绍唐，认为绍唐或可透过胡祖望的支持，排除各方面的抵制，但那天晚上绍唐说为了他买下《胡适选集》，自己被胡老太、王志维追告不已，甚感苦恼云云。总之，现在王志维衰病侵寻，胡适纪念馆也毫无起色，他实在应该知道他们真的错了，应该知道他们是胡适思想流传的罪人，应该知道现在是补过的最后机会，再蹉跎，就除了一片黄土，什么也看不到了。

1971年，我在警备总部保安处的押房里，顺手在十行纸上写下《〈胡适全集〉计划》，是我受难期间罕存的笔迹之一，特将原件送给你，留作纪念（这计划当然限于环境，凭空做的，极不理想）。

多谢你对我的帮助、送书与好意。敖之1983年2月3日晨

1965年12月18日，江冬秀在《胡适手稿》第一集“卷头的话”里说：

编印适之的全集，现在还谈不到。我想先要影印他没有发表过的文章。这是我的责任，我要尽力量办这件事。等这件事办好，再筹划编印全集。

请问为什么全集“还谈不到”？原因无他，只是他们不行罢了！自己不行还要捣别人乱，就是他们的本事。如今江冬秀也死了，“再筹划编印全集”也全是一句空话了！

另外，同年11月15日杨联陞也在“序”里说：

胡先生生前有两次对我说过：学生替先生编定诗文遗集，要用自己的判断力，该收的收、该去的去，不要把随便什么东西都收进去。两次结句都是：“你们后死有责！”

胡先生逝世后，我自然应当帮助想想怎样整理他的遗著。我想起胡先生生前的话，觉得很为难，因为实在不容易实行……

我很惭愧，身在海外，对于整理编印胡先生遗稿的工作没有尽半分力量。我现在借这个机会表示深深的歉意。

但是，胡适请杨联陞、毛子水两人负责整理编印遗稿，是遗嘱中的大事，怎可以“惭愧”“歉意”就了事？所谓“后死有责”，有责的表现，竟是让死人不见全集之书、只闻惭愧之声吗？杨联陞错了！毛子水错了！

意不能平，再写几句如上。敖之

重看你四十七天前写给我的信，你说“我以为胡学专家，非您莫属”，是对的，我真觉得我死后，没人编得好《胡适全集》了。看了梁锡华在《胡适秘藏书信选》中闹了那么多无知的笑话，你要我还“介绍”些什么呢？整个胡适遗著的事，都坏在不准有资格的人做，而没资格的又不做或乱做，如此而已。

意还不能平，又写几句如上。敖之

《胡适全集》计划

一、明年（1972年）2月24号，胡先生去世十周年。

二、胡先生著作散佚很多，搜集不易。十年来，连一完整而正确的著作目录都未能编出，其难可以想见。

三、但行远自迩，于蹉跎十年之后，全集工作已不宜再缓（《鲁迅全集》，乃至日译的《大鲁迅全集》，都在鲁迅死后，迅速而有计划地出版，此事应给我们借鉴，也使我们惭愧）。

四、胡先生的著作量（除未发表的日记、残稿，及待征集的书信外），准确估计，依三十二开本每册二百面算，约可编印七十二册。

五、目前市面上能零星买到，且为胡夫人认可者，折算其总和，只占一半，即三十六册。

六、搜集新编者，亦可占一半，即三十六册。书成后，可使市面上能买到的胡先生著作，顿增一倍，除数篇政论文字目前不宜收入外，搜集极为完整，允称全集。

七、有关胡先生的文字（不论作于胡先生生前或死后），别予精选，另编四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