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祸呢？还是祸胡？（第2/3页）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是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于今以后，庶几无愧！

读了上面这些笑料，我想，今日的卫道者，总该彻底检讨他们的战略思想了吧？

《胡适与国运》的原作者自从匿名失败以后，他们索性“站出来了”：1958年4月，台南学生书局正式发行署名的《胡适与国运》两个月后，台北县集成出版社又正式发行了署名的《胡适与国运续集》，一再宣扬他们所谓“学术研究”的成绩，直到1964年8月，台北民主出版社出版《胡祸丛谈》，算是集了最后的大成。

《胡祸丛谈》的作者是《胡适与国运》的作者之一——那个台湾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此公已届望八之年，生得人高马大，顽固非常，经常一杖在手，傲睨而行，颇有一股不屈的气概。看他的造型，你不难想象那种以道统执行人自命的狂热信仰者是一副什么样儿。他是一个有“满腔悲愤”心情的老人，早年结识辜鸿铭，学到老辜那种狂然骂世的习气，但是他只是老辜的五百分之一，甚至还不够。他也去过国外，可是“洋水”丝毫没有影响他的“中国本位”；相反地，“洋水”只是他的定影液，更稳定了他那克尔文式（Calvinian）加义和团式的激情。这种激情，使他在《胡祸丛谈》里有“超人的演出”。统观这本十四万字的“著作”，我可以归纳出他使了这么大的力气，所要证明的，不过是下面四点耳：

一、胡适所提倡的一切“文学革命”“考据之学”“科学方法”“长期发展科学计划”等都是狗屁。

二、胡适没有学问。

三、胡适是共产党的开路人，是“中共的前驱”，是导致大陆失败的祸首。

四、胡适对中国的影响是“胡祸”。对此“祸”，缘以“老夫年将八十”，不得不予以清算。

任何有点头脑的人，都知道以上四点全是不能成立的诬蔑，都可笑得不值一辩。最有趣味的是，写这本书的人，他所用的手法，还是不脱三四十年前反胡的人的老套子，一点也没有进步。

四十多年前，北京大学的教授林损，他骂胡适是“尔本贼子，人尽可诛”；三十多年前，中山大学的教授古直、钟应梅，骂胡适是“在道德为无耻，在法律为乱贼”，“立正典刑，如孔子之诛少正卯可也”。

在三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望八之年的卫道者，所用的诛除“乱臣贼子”的手法，又高明多少呢？唯一不同的是，三四十年前的老顽固，还没学会给胡适戴红帽子。如今我们的八十老翁，不再“八十岁学吹鼓手”了，他要“八十岁学‘罗织学’”！这真是时代的进步，也是老者的进步了。

因为《胡祸丛谈》是被我列入“栽赃派”的作品，故从“栽赃”的角度来看它无不贯通。所谓“栽赃”，是以实物嫁祸给无辜者，由于实物俱在，容易被人相信。《胡祸丛谈》中“栽赃”的手法最明显的一件，是关于沈刚伯的例子。

他用沈刚伯不道德的行径，转而描写沈氏无耻之由来，乃胡适“阶之为祸”，岂不连带证明了胡适的无耻吗？这种嫁祸的手法，是英国因普列弗莫的风化事件而怀疑麦米伦的手法，是美国因詹肯斯的风化事件而怀疑詹森的手法。如今我们的华夏老翁也会用。我们试看，他描写沈刚伯的无耻行径，就先说沈刚伯是“慕胡”的，是“青出于蓝”的，他指出沈刚伯是“赋性无耻”的人，“故中文俱不能通”，但却以“智谋自夸”——

抗战时期，他遗下了发妻在家，他却在重庆急于求偶，而他的至友曾君的小姐正和他自己的长女同在他班上听讲。曾小姐那时年方二十二三，恳请学姐陪他去见老师问学。不久即由问学而视寝，事被曾君所知，几要和该老师拼命。否则要和老师的令爱也同居，以图报复。老师当时东躲西藏，走投无路。而曾小姐因老师之介绍在江津白沙女子师范任教。每周承老师照顾，方喜“得其所哉”。不料偶尔回家，竟遭父亲毒打。以为败坏家风，而遭软禁。同时曾太太亦赴某校要加老师以污损良家之罪。老师竭力隐避。总算和曾氏夫妇免掉正面冲突。然而老师和女弟子的关系从此就像牛女之隔。幸而日本三十四年（1945）败降。教育部要派人乘专机赴南京接收伪中央大学。老师便力求参加，居然用智谋把女弟子先行拐走。次年（三十五年，1946年）政府复员，曾家亦当然东下，到处探问他们闺女的下落，毕竟毫无消息。到了三十六年（1947）的春季，师生二人忽然由南京赴镇江秘密举行婚礼，到场的宾客共五六人。新娘的母亲不得已，为事实所逼，只得瞒了父亲出来主婚，席间对老新郎严词训斥，新郎低头听训，默不作声，男方的主婚人由新郎的义父某君担任，当然没有致什么辞。事毕之后，一对新人当日就回南京山西路双栖。这时女父依然被蒙在鼓中。但新郎的女儿（新娘的学姐开始带领她见老师的）和男公子辗转传悉丑闻后觅到香巢，向爸爸讨学费。爸爸叫他们先呼新妈，再谈学费。男公子无可奈何，居然唤妈。女公子说他自己的年龄比新娘还长一岁，如何好唤学妹做妈。所以坚不屈服。结果姐弟二人分文未得，痛哭而去。而老新郎从此亦就让他们自生自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