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人”王石（第2/3页）

王石把万科当成了“病人”，它超速长大青春激荡，病疾不断常常莫名发作，因而必须时时警觉，日日维新。王石把房地产业当成了“病人”，它暴利惊人游戏诡异，充斥着令人迷失的金色陷阱，因而必须让欲望遏制，令心智清明。王石把他自己当成了“病人”，在没有约束、众星捧月中又有多少人能找到自我？王石把这个时代也当成了“病人”，物欲横流，价值多元，到底什么是人们真正的渴望？

因为有“病”，所以有所敬畏。在这些年里，我接触过无数的企业家，他们往往是匆忙的，是焦虑的，是愤懑的，是自傲的，是勇敢的，却很少是快乐的，是阳光的。我不知道，天籁寂静之际王石是不是快乐，可是，至少他让我们“感觉快乐”，感到他面对命运时的畏惧。当他决定让自己的人生以如此多彩而透明的方式铺陈开来的时候，便意味着他的获得和放弃已经超出了职业的范畴，而更带有人生历险的趣味。

我想，我对王石的这些解读，大概都是错的。当这个人如此独特地行走在拥挤、奢华而乏味的中国企业家走廊上的时候，我宁愿那么错误地深信他代表着另一种生活的姿态。我一直以为，如果中国的企业家是一群不知命运为何物的人，是一群不知敬天畏人、仅以一己私利之追求为人生最高目标的人，那么，财富聚集到这些人手中无疑是暴殄天物，是人世间最大的不公，是未来中国最可怕的危机。至少王石让我们看到另一种存在。

三

从2011年开始，王石游学于哈佛和剑桥，每年只在寒假、暑假归国，“被大家牵着热闹一阵子，然后再飞回去读书”。他的英语有了很大的进步。在哈佛期间，除了听课，他还开设一门叫“企业伦理”的选修课程，也就是说兼有学生和访问学者的双重身份，现在，《企业伦理》也成为王石正在创作的一部书稿。此次在杭州见面，他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想要创办一个“中国企业案例中心”，专注于中国公司管理案例的研发：“随着中国经济的繁荣，越来越多的公司进入世界500强，其中，民营企业的数量还会增加，可是到今天，我们还无法回答什么是‘中国式的管理思想’，这太让人着急了。”

从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王石的身上呈现出越来越浓烈的公共气质，在某些时政话题上，他的勇敢让人有点吃惊。2013年以来，在中国商业界发生了一次“企业家是否应该‘在商言商’”的大争论，王石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在商言商”绝不是不谈政治、不谈国是：“我首先是个公民，公民就有公民权，我是可以谈政治的；其次我是个商人，我当然关心工商业阶层面临的问题……在我本人是从自我否定到自我肯定的一个过程。商人在中国社会中地位不高，但作为商人，首先要对自己的定位有判断。工商业者一方面希望得到社会认可，另一方面如果你自己都不尊重这个行业，别人怎么尊重你？所以商人要对自己所在的行业尊重、承认和喜爱。”他的这些表述，带有很鲜明的阶层代言色彩，这恐怕也是他最近受到很多企业界人士尊重和欢迎的原因。在深圳、上海的演讲中，一向缺乏娱乐精神的他不但几次拿“笨笨红烧肉”开玩笑，甚至不再避讳岳父的高官背景。“如果我当年利用了家庭的政治关系去拿地，那么，今天我还能站在这里吗？”在很多人听来，他的这个反问，是成立的。

王石创立万科，到2014年刚好30年，在熟悉他的朋友们的眼里，他与他创立的这家企业似乎走上了两条不同的成长路径。就万科而言，是一家少有的、从很早就试图用西方的那一套管理制度来治理企业的中国公司，因这一偏执的坚持，万科的经理人制度和公司文化表现出非常鲜明的美式特征。但就王石而言，他却没有恪守以绩效主义为“根目标”的西方经理人文化的传统，十多年前开始到处爬山，近年来又把大量时间投注于公共事务，在他的身上散发出传统中国士大夫的那种家国气质。

在西方的现代话语体系中，今天的王石似乎很接近雷蒙·阿隆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定义。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认为，知识分子就是“在职业活动之外，以‘知识分子的方式’生活和思想的人”，知识分子在公共事务参与上应担当“介入的旁观者”的责任。阿隆的这一定义出现在二战之后，一度引起非常大的争议，而今已逐渐成为一种共识。事实上，即便在西方世界中，企业家阶层中符合阿隆定义的人也非常罕见，仅有的少数人都出现在媒体界和金融界，如亨利·卢斯、索罗斯等人。相反，在中国的近代历史上，则涌现过不少类似人物，如民国的张謇、卢作孚、丁文江、陈光甫，等等。这一现象似乎从来没有被认真参照研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