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总编同学们

你看，我们对这个世界还是这么好奇，我们还有勇气舍弃一切，即便手中的黄金变成了沙砾，但若放手出来，空掌仍能握铁。

我的大学同学里，邱兵长得最俊俏，却也最邋遢。有一年军训，天天在泥里滚、水中爬，他硬是不肯洗衣服，到后来，军装脱下来可以直接站立在那里。毕业后他分配去了《文汇报》，以写社会题材的大特写出名，周末了就去复旦母校打麻将。据说麻友都是数学系在读博士，往往到了凌晨，睡眼惺忪把手一摊：借我50块打的。

就这么混了13年。2003年，我的另外一个同学胡劲军出掌文新集团，突然将他抽调创办《东方早报》。胡劲军是我们这伙人的老大，他中学时是上海市中学生记者团的团长，进大学后，主编校学生会机关报《复旦人》，我给他当副主编，这是一份双周出版的16开油印小报，发行覆盖了全校所有的学生邮箱。胡劲军写杂文出身，是起标题的绝顶高手，我迄今还记得一个：“制订制度唯恐不全，执行制度就怕不终”，对仗工整，意蕴坚定。还有一次，实在找不出头条新闻，我们那时正学到民国时期的报纸为抗议国民党抽稿件而开天窗。胡劲军一抖机灵，在头条处加了个大框，印“本期无头条”五字，报纸上街，成了校园大新闻。胡劲军办报名气响，大四时当上了复旦学生会主席、全国学联副主席，毕业后进《解放日报》评论部，他进去的时候，刚好赶上评论部以皇甫平名义发邓小平南行评论，红极一时。

胡劲军出掌文新，兼任《新民晚报》总编辑，那时，晚报已显颓势，他决意另开一局，便有了《东方早报》。办这张新报以及“举贤不避亲”地任用邱兵，胡劲军承受了很大压力，有一次，他对邱兵说：“我把你钉到了墙上，掉不掉下来可是你的事了。”

《东方早报》所有的兵将都是市场上招募来的，平均年龄26岁，嗷嗷叫的一伙人。我记得创刊时，邱兵、沈灏等人把设计中的样报与《纽约时报》并排放在20米开外，大家品头论足说哪张长得更精神，在旁边则是一幅白底红字大海报，上写“日出东方利中国”，《东方早报》报名即出于此。

邱兵办报时，我的另外一位同学秦朔也到了上海，创办《第一财经日报》。秦朔是我们班的学霸，年年成绩第一，读书读到了黑格尔的《小逻辑》。毕业时，我跟他都保送研究生，但全放弃了，我回了杭州，他去了广州的《南风窗》。《南风窗》原本是一本青年民工刊物，主事者是我们的一位大师兄，他不幸早逝，秦朔20多岁就接手当了总编辑，用10年时间硬是把《南风窗》办成全国发行第一的时政月刊。秦朔是一头“河南牛”，任打任骂不改性，当年动辄被叫到北京训话，但训着训着，训话的人都成了朋友，有人还化名给他写稿子。2004年夏天，他在上海筹备《第一财经日报》时，我正在美国当访问学者，百无聊赖中突然升起念头，打算写一本关于改革开放30年的书，半夜很激动地给他打越洋电话，我当时有点犹豫，因为要花4年死功夫。秦朔说：“全国能写这本书的不过五六个人，我们都在忙，就你写吧。”所以，我写《激荡三十年》的第一个决心，是这头“河南牛”替我下的。

在10年前的那个上海，我还有一位同学在办报，是我们的班长钮也仿。钮同学的爱好是画漫画，笔名方人，《复旦人》每期都有一幅，胡劲军给他开5块钱稿费。毕业后，他分配到了《支部生活》，闲得要命就去学赛车，居然捧回过“1999年度中国车手领航员积分总冠军”的奖杯。2001年，方人被调到一家快挂掉的计算机周报当总编辑，不知他怎么倒腾的，与地铁公司签了个长约，把报纸转型为全国的第一家地铁报，顿时咸鱼翻身。

我的这几位同学在上海同时办报的那些年，正是中国报业最为辉煌的时刻，他们都正当盛年，风云际会，成了各自码头的舵主。最早赚钱的是方人，他只有二十几杆枪，很多稿子都是从邱兵和秦朔那里扒来的，成本超低但渠道强大，广告主趋之若鹜。《东方早报》和《第一财经日报》就要苦得多，前两年均巨亏，2005年圣诞，胡劲军做东请吃海鲜刺身火锅，邱兵、秦朔都来，劲军说：“今天全中国最会烧钱的两大总编辑都到了，咱们一定要吃得好一点。”

秦朔长得有点着急，敦实沉稳。邱兵却生着一张少年娃娃脸。有一次，一家省级党报集团几十号人浩浩荡荡来“取经”，他穿着漏洞的牛仔裤、斜挎着一只包蹦蹦跳跳地就出来了，人家笑着说：“您办的是《东方少年报》吧？”但这两位办报，都很坚决和麻辣，而且不讲什么情面。这些年记不得有多少次了，有N多企业求情求到我这里，希望邱兵或秦朔手下留情，我给他们深夜打电话，往往是关机状态。我掐了手机就暗笑，当年老师就是这样教我们的，新闻乃天下公器，为主编者，万不可以私利私情徇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