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阿尚博堡，拉密堡（第14/15页）

1925年底，一个新因素的出现使问题复杂化：黍到处都歉收，许多地区颗粒无收。十二月，几吨运到拉密堡市场上的黍，按照政府命令，要以比临近的喀麦隆市场低很多的价格出售，拉密堡于是出现一粒黍都买不到的局面。直到正式宣布彻底自由买卖，黍才在拉密堡市场上重新出现。每个市场上投放的数量都能满足当地居民的需要，但价格很快涨了上去，一连数月保持每公斤1.5法郎。当地人的生活指数陡然从1升至20，甚至更高。这之前，供给拉密堡的欧洲人的产品价格已经略有提高，而在丛林里，却仍保持1918年的价格。在拉密堡，黍涨价后，一只鸡0.75到1法郎，肉店的肉每公斤1法郎，一个鸡蛋0.10法郎。生活费用和1918年相比，对于欧洲人平均上涨了150%，而对于土著，用货币计算，黍的消费翻了二十倍，而进口产品则涨了1500%。换句话说，1918年，只要三只鸡就能买二十公斤黍，或一码多粗布；而1926年初，要卖三四只鸡才能得到两公斤黍，十只鸡才能买一码粗布。例子不胜枚举，结果将会完全一样，无懈可击。

德·科佩总督的到来可以说阻止了一场灾难，因为之前当地政府有个既简单又实施不了的想法：对黍征税。当时，如果采取了这个措施，黍就会从所有市场上消失；如果村子里还有储备，就得要手持武器去征收了。但由于村里没有储备，这样一项旨在获得实际收效的措施就将毫无效果，而且，还带来不利方面，就是中间商不愿到喀麦隆和尼日利亚去进货。要知道自由交易激发很多人经商，可以这么说，多亏那些中间商，饥荒没有在拉密堡地区肆虐。他们以五法郎银币购买黍，同时考虑到当地银价的波动性（二十到三十法郎纸币值一银币），黍大约是以每公斤1法郎纸币卖给他们的。这个价格之外，要加上船、牛、人的运输费，还有途中产生的开支，拉密堡市场上每公斤1.50法郎的价格并不过分。

当地产品面向欧洲人涨价已成定局，不是德·科佩，换了谁要想反对都必然有失公正。应该指出的是土著一般并未滥用给他们的自由。1926年十二月，拉密堡每公斤牛羊肉卖2法郎，一个鸡蛋0.25法郎，一只鸡2.50至4法郎，黄油和花生油每升5到6法郎，奶每升0.50法郎。和1918年相比，所有产品物价平均增长百分之六七百。如果考虑到1918年，价格由政府制定，生产者没有发言权，在官方价格与产品的市场售价之间存在相当差异，这一增长就很正常。

贸易自由带来的生活费用的上涨引起可谓普遍的不满，不满的另一原因则是工资待遇没有以同样比例提高。事实不错，但（除了政府为了竞选目的而优待的公务员，比如小学教师）同样的不平等在法国也存在。殖民地单身一级行政官员，1917年在巴黎领八千法郎薪金，今天领两万四千六百法郎。只要这个制度给他的办事人员报酬低——而且永远都将如此，因为人实在太多——这些人一旦有可能，就会忍不住对土著不够慷慨。

支持乍得自由贸易还能提出的一点，就是在我们的所有殖民地，这一自由取代了欧洲人一开始想付多少就付多少的自由。别的地方是逐步实施的；在乍得，情况所迫，收成不好，必须让土著搞到收入可以购买昂贵起来的黍，不得不有些粗暴行事。必须这样做，而且这样也很好，人们会很快习惯新体制，批评它的理由只能是个人利益，丝毫没有最基本的公道考虑。

唯一的障碍是土著离开了他的村子、他的临时居所、他日常生活的点滴习惯，便缺乏尺度和判断力。一直习惯于忍受首领专制的他，很可能由于商业领域得到的与白人平等相待的权利而不知所措。也许，通过可调整的市场价目表，规定合适的价格，并强制实行，会更好地保护当地生产者。

在黑人地区，尤其是伊斯兰化的地区，权威，即使有失公正，也比那些在我们的臣民看来有些软弱、放弃权力的最好的措施可取。权威必不可少，正因为几年来白人在乍得的威信大为下降，尤其是在下沙里河一带，我们的统治只是徒有其名。如果我们不尽快恢复在首领们和他们辖下的村民正在失去的记忆，我们就将迅速走向无政府状态，不愉快的事件将会发生。诚然，需要关心当地人，爱护他们，但如果他们感觉到领导他们的人软弱无力（过于明显的善意总会被他们视为缺乏力量），首领在他们眼里很快便不再是首领。

II

我正要授权将这本书付印，有人给我拿来一期《巴黎评论》（1927年五月一日号）186。很荣幸，苏代先生在这期上对我这部游记第五章末尾的几行文字做出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