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个被腰斩的国家（第2/10页）

最早对“路线问题”提出疑问的是我们的女诗人柯岩同志。她说：“我们走错了！”又说，“小心，别遇上狗。”

然而，我们其他人都是“紧跟派”。我们的“司令”苏珊娜小姐热情、友好、细致、朴素、任劳任怨，安排我们的生活和活动从来没有出过差错，我们都坚信跟着她走是不会错的。这时，她正带着我们从山路折向一个石阶梯，每一个石磴都相当高，曲折狭窄，别有一番乐趣。雨下得大了，我们的头发、衣衫都已经是湿漉漉的了，然而兴致却愈来愈浓，甚至觉得如果真迷了路，倒也不赖。当时唯一叫人担心的是马加同志，但马老一再发出豪言壮语：“没事！”因此，女诗人的怀疑就得不到响应，而且她关于狗的警告还受到冯牧团长和我友好的嘲笑，冯牧同志说：“不要紧，有狗也只咬男人，不会咬妇女的。”

看来，先知先觉者总是要受一点误解的，嘲笑柯岩的话音未落，传来了狺狺的狗叫声，显然，石阶梯是属于一个私人的住宅。幸好狗被锁着，不然还真麻烦了。

此时，苏珊娜小姐也承认是迷路了，于是我们又匆匆下行，然后，向碰到的一个中年男人问路。

这位偶然碰到的先生立即把我们让到他的客厅里，我们几个北京来客已经有点落汤鸡的架势了，又狼狈、又兴奋、又快活。原来，这里是一所为外籍人员开设的德文补习学校。与我们邂逅的德国朋友是这所私立学校的教师，他对北京来客表示热烈欢迎，而且提出两条建议：一、路虽然不远，但因雨大，最好还是叫出租汽车来。二、邀请我们次日到他这里共饮咖啡。

这两条建议都被接受了。我们很快乘车回到了拥有五百年历史、小小的、古色古香的鹿街旅馆。第二天，临出发去法兰克福以前，我们也应邀去拜访了这位对中国人民充满自然而然的友好情谊的德国教师，并一同到这所学校的负责人，一位经济学博士的家里做客。当我们总结这次迷路的经验时，大家都兴高采烈，好像回到了童年，好像获得了一种久已失去了的顽皮的乐趣。同时，大家一致认为，苏珊娜小姐之所以有小小失误，显然是受了“小迷糊阿姨”（这是柯岩的一本书的题目）的传染。

三

只有真实的东西才是自然而然的，也只有自然而然的东西才是真实的，友谊、热情、欢乐，一切美好的事物莫不如此。六月八日下午，在西柏林的汉堡旅舍，自由柏林大学社会哲学系东方研究中心的瓦格纳博士和顾彬博士前来看望我们。这是两位年轻的汉学家，顾彬博士汉话说得很流利，一见我就把在法兰克福出版的包括有方纪、艾芜、师陀、赵树理、秦兆阳、王汶石、周立波、李准、西戎、刘心武、李陀、王亚平和我的作品的中国短篇小说选（德译本）赠送给我。会面以后，他们邀请我们先到瓦格纳家中饮茶，然后到另一个汉学家家中吃饺子，冯牧与马加同志与瓦格纳同车走了。顾彬建议我和柯岩以及翻译王浣倩同志坐公共汽车转地铁前去。迎面第一条大街上，只见黑压压一片骑自行车的青年呐喊而来，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其阵势，只有一九六七年一次我在北京东四见到的“联动”的车队可以相比。经过询问，才知道这是一次和平的（从表情上看应该说是快乐的）示威，内容是要求限制以至取缔汽车，以保护环境。

在瓦格纳博士家里，我们就中国文学的现状进行了广泛而自由的讨论。顾彬说，他们这一批年轻的汉学家，许多人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对中国感兴趣的。（极左的东西对于年轻人是很有诱惑力的。当天上午，我们在参观“柏林墙”时，已看到了六十年代写在“柏林墙”上西柏林“红卫兵”的标语。）一直到很久以后，他们才了解到十年浩劫的真情，这使他们感到沮丧。顾彬还说，他对《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很感兴趣，而对《最宝贵的》颇表失望，对此，我只能报之以微笑。瓦格纳博士问道：“你那篇小说里提到的德国老头伦蒙和苏联作家英沙罗夫是怎么回事？”一句话问得我莫知所答，想了一会儿才弄明白。我问他们是否知道旧俄作家屠格涅夫，他们回答说知道。然后我谈到《贵族之家》和《前夜》，他们耸了耸肩，当我说明英沙罗夫并不是苏联作家而是《前夜》中一个人物的名字时，他们两个相视而笑。

和德国的中青年汉学家讨论当代中国文学是很有趣的事情。（老汉学家多半是研究“四书五经”、“孔孟之道”的。在汉堡，我一踏进老汉学家傅吾康教授的家门，就看到了醒目的“难得糊涂”的中堂和“知足长乐、能忍自安”的对联。）瓦格纳的客厅里摆着那么多中国杂志。柯岩说，那里的气氛使她以为是回到了北京某一个文学刊物的编辑部。我们谈到了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和电影剧本《在社会档案里》，我们还谈到了对某些香港出版物、某些说法的看法，很可能大家的观点是有差异的，但是，直率的讨论却是亲切和融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