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我的喝酒（第3/3页）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光阴须得酒消磨”，“明朝酒醒知何处”（后二句出自苏轼）……我们的酒神很少有淋漓酣畅的亢奋与浪漫，倒多是“举杯浇愁愁更愁”的烦闷，不得意即徒然地浪费生命的痛苦。我们的酒是常常与某种颓废的情绪联系在一起的。然而颓废也罢，有酒可浇，有诗可写，有情可抒，这仍然是一种文人的趣味、文人的方式。多获得一种趣味和方式，总是使日子好过一些，也使我们的诗词里多一点既压抑又豁达自解的风流。酒的贡献仍然不能说是消极的。至于电影《红高粱》里的所谓对“酒神”的赞歌，虽然不失为很好看的故事与画面，却是不可以当真的。制作一种有效果——特别是视觉效果——的风俗画，是该片导演常用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法，而与中国人的酒文化未必相干。

近年来在国外旅行有过多次喝洋酒的机会，也不妨对中外的酒类做一些比较。许多洋酒在色泽与芳香上优于国酒，而国酒的醇厚别有一种深度。在我第一次喝干雪梨（cherry dry）酒的时候，颇兴奋于它与我们的绍兴花雕的接近，后来与内行们讨论过绍兴黄的出口前景（虽然我不做出口贸易）。我不能不叹息于绍兴黄的略嫌混浊的外观，既然黄河都可以治理得清爽一些，绍兴黄又有什么难清的呢？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的葡萄酒要搞得那么甜。通化葡萄酒的质量是很上乘的，就是含糖量太高了。能不能也生产一种干红（黑）葡萄酒呢？

我对中国南部一带就着菜喝“人头马”“XO”的习惯觉得别扭。看来我其实是一个很保守的人。我总认为洋酒有洋的喝法。饭前、饭间、饭后应该有区分。怎么拿杯子，怎么旋转杯子，也都是“茶道”一般的“酒道”。喝酒而无道，未知其可也。

而我的喝酒，正在向着有道而少酒、无酒的方向发展。医生已经明确建议我减少饮酒，我又一贯是最听医生的话，最听少年儿童报纸上刊载的卫生规则一类的话的人。就在我著文谈酒的时候，我丝毫没有感到“饮之”的愿望。我不那么爱喝酒了。“文化大革命”的日子毕竟是一去不复返了。

这又是一种什么境界呢？饮亦可，不沾唇亦可。饮亦一醉，不饮亦一醉。醉亦醒，不醉亦醒。醒亦可猴、可孔雀、可虎、可猪、可石头。醉亦可。可饮而不嗜。可嗜而不饮。可空谈饮酒，滔滔三日绕梁不绝而不见一滴。也可以从此戒酒，就像我自一九七八年四月起再也没有吸过一支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