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被“叛卖”的政治（第2/2页）

一些“三国”故事，颇有浓厚的黑社会、黑手党故事的意味。上来就是“桃园三结义”，典型的黑社会做法和黑手党语言：“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一副盗匪的亡命气。电视剧里张飞的形象尤其可笑复可憎，一副匪气霸气蠢气、恶声恶气、昏头昏脑、蛮不讲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对“大哥”如奴婢鹰犬、对他人如阎王虎狼的嘴脸，谁需要这样的“三弟”呢？只能是黑社会的大哥大。他给人们的视觉观感甚至还不如《沙家浜》里的胡传魁。

当然，《三国演义》并不是历史，而是民间的历史传说，它反映的是吾国百姓草民们对历史的观点，包括“误读”与趣味性、通俗性“重写”。但是想一想，吾国百姓们对于天下大事、历史沿革，特别是政治军事斗争包括对于英雄主义的解读竟曾经是如此简单化、俗鄙化、小儿科化、赤裸裸的野蛮与霸道化，这不能不给人以怵目惊心之感。

也许《三国演义》的故事里要把刘备树成一个仁义之主，王道而非霸道的化身，然而这个任务实在是太艰巨了。按现在表现的，刘关张之属实在与曹孙袁乃至何进、董卓等没有什么质的差别。

也许在封建社会，王道云云只是说一说的，而实际上，人们只承认霸道的力量。

霸道当然是有力量的，这力量却也是有限度的，超出了限度，就会走向反面。这种霸权主义，很实用实惠，但又是不无危险的，弄不好它会流于愚昧短见的野蛮主义、蒙昧主义。它是令我泱泱文明古国早期灿烂而后来停滞的一个原因，思之令人害臊叹息。

《三国演义》电视剧下了很大功夫，制片态度不可谓不严肃，但收视效果似不理想。除了某些观念上的愚昧野蛮令今人感到格格不入以外，我认为电视剧反映了作品本身的一些不足。人物的类型化与事件的简单化就是其中要者。

由于《三国演义》所述故事繁复纷纭而又千奇百怪，“三国”人物是又多又杂，似乎是三教九流、男女老幼都写到了，故而总体看来，“三国”的阅读效果堪称是相当成功的，人们的一般印象是“三国”写得丰富多彩、琳琅满目。但这种丰富多彩、琳琅满目的效果是粗线条的，一往屏幕上立，类型化、小儿科化的毛病就显出来了。

我想起了一位可敬的领导同志常举的例子来了，他多次说过：“谁说恋爱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三国演义》就没有写恋爱嘛，还不是一样写得栩栩如生？”

活人少而类型多，当然用不着爱情。但是不要轻视类型的生命力，愈是类型愈容易理解接受和普及，成为“典型”，成为“共鸣”。成了典型、共鸣了也还是暴露出了类型化的缺憾，这个问题似乎值得深思。

我草此小文的目的当然不是要以张飞的态度对《三国演义》这一古典文学名著搞一次砍杀，不是对于“三国”的全面评价，也不是——基本上不是对于同名电视剧的批评。电视剧里的某些情节处理得还是很妙的，例如袁绍兵败后派眼线搜集所部的言谈话语，有非议者立即杖责或处死，这么一干更是军心大乱。鉴于此，袁绍之子乃诛杀专门挑拨是非的打小报告的眼线。这段故事可圈可点，令人发出会心的微笑。

但我也从同名电视剧上看到了一些值得反省、值得重视的东西——用金克木先生的名言叫作“前现代”的东西，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我们的学问家热衷于“后现代”已经很久了。中国这么大，中国与世界的交流日益增加，中国的发展变化日益与世界同步，因而中国这里也有了超豪华、超奢侈的后现代，这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毕竟这里多得多的是前现代——离现代化还远去了呢。

不论从电视剧《三国演义》里的张飞身上，还是从各位餐馆老板祭供的关老爷身上，或者是从电影屏幕上看个没完没了的这个帝、那个妃上（张中行先生在一九九四年第四期《文学自由谈》上对此有一精彩评论，读之大快），我都觉得我们应该比关注后现代还要严重地关心前现代。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这首《西江月》列于全书卷首，也唱在每一集电视剧前头。很好，好得很。

当“三国”各路英雄活跃在黄金时间的千家万户之际，我看是该淘一淘了，洗一洗了。再不要出现这种“群雄并起”的局面了，再不要出现这样的豺狼英雄了。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该与前现代的“三国”精神、“三国”意识道一声“拜拜啦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