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之先生论诗：深入而浅出者为上

近读《胡适文存》中有关论诗之作，我觉得胡先生的意见前后几十年间一以贯之，很少变化。这大概也就是胡先生的坚定不移的性格之一个例证，一有所见，便终身以之。

胡先生最初倡导白话文运动时，即很注重韵文这一方面的理论与实验；引起争论较多的也是这一方面。他所谓的八不主义，即一不用典，二不用陈套语，三不讲对仗，四不避俗字俗语，五须讲求文法，六不作无病呻吟，七不模仿古人，八须言之有物，皆可以施用在诗一方面。而且他根本不承认“诗之文字”的存在，他说：“诗之文字原不异文之文字，正如诗之文法原不异文之文法”（《〈尝试集〉自序》）。这些见解引出了下述的论点：

（一）诗当废律，即不能废，亦当视为文学末技。

（二）要充分采用白话的字，白话的文法，和白话的自然音节，非作长短不一的白话诗不可……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

（三）五七言八句的律诗绝不能容丰富的材料。二十八字的绝句绝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绝不能委婉表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情感。

（四）文学的美，其成分有二，第一是明白清楚，第二是明白清楚之至，故有逼人而来的影像。

以上是胡先生在民国六年至九年间的见解。

到了民国十一年，胡先生评康白情的《草儿》说：“看来毫不用心，而自具一种有以异乎人的美。”评俞平伯《冬夜》说：“艰深难解。”为汪静之《蕙的风》作序说：“他的诗有时未免太露，然而太露究竟远胜于晦涩。”评诗的标准依然是着重在诗之是否“明白清楚”，换言之，即所谓诗之“可懂性”。

《尝试集》以后，胡先生自己没有多少作品，即使偶有所作，也不离《尝试集》的作风，论诗的标准也依然未变。可是在《尝试集》（民国八年）以后的一二十年间，新诗的风气已有了改变，“可懂性”已不复是唯一的标准，而且有些人还故意地走向晦涩之途，有人说是受了晚近法国诗派的影响。这一现象是胡先生始料所不及的。他极力主张打破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没想到五言七言的形式固然打破了，可是又来了洋式的精神上的束缚。在形式上打破传统是比较容易的事，在这一点上胡先生是成功的，在诗的内容方面诱导诗人走上白居易的路线，而不走上李商隐的路线，则比较难，胡先生似乎无能为力。所以，在这一二十年间，胡先生沉默了。这沉默可不是屈服。他仍然不变他的“明白清楚主义”。民国二十五年一月七日胡先生有一封信给我。其中有一段如下：

“周岂明有《二十五年贺年》打油诗，我戏和他一首，写给你看看：

可怜王小二，也要过新年。开口都成罪，抬头没有天！

强梁还不死，委曲怎能全！羡煞知堂老，萧闲似散仙。

前些时读小说《豆棚闲话》，其中载有明末民间的一首‘边调歌儿’：

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你看不见人，听不见话。

杀人放火的阜尽荣华，吃素看经的活活饿杀！

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塌了罢！你不会做天，你塌了罢！

我们如何作得出像最末两句的好诗！”

从这一封私信也可窥见胡先生所谓的“好诗”的标准依然如旧。

民国二十四五年我在北平编《自由评论》，我批评了林徽因女土和梁宗岱先生的诗，胡先生特写了一篇《谈谈“胡适之体”的诗》，他说；

古人有“言近而旨远”的话，旨远是意境的问题，言近是指语言文字的技术问题。一首诗尽可以有寄托，但除了寄托之外，还须要成一首明白清楚的诗。意旨不嫌深远，而言语必须明白清楚。古人讥李又山的诗“独恨无人作郑笺”，其实看不懂而必须注解的诗，都不是好诗，只是笨谜而已。

胡先生第二次到台湾来，我曾约他到师范大学来演讲一次，题目好像是“中国文学的演变”，所说的仍然是他的那一套，读过《胡适文存》第一集的都不觉得有任何新的材料，只是谈起律诗时他的口气加重了，他一再地咬牙切齿地斥律诗为“下流”，使得一部分听众为之愕然。我事后曾替胡先生解释，此“下流”非“下流无耻”之“下流”，乃是“文学末技”之意，胡先生在《文学改良刍议》所谓“言文学改良，当先立乎其大者，不当枉废有用之精力于微细纤巧之末”，即是此意。但究竟胡先生之所以言重，仍是由于他的多年见解之牢不可破。

近读余光中先生对胡先生的批评（《文星》九卷五期十二页），我认为很深刻而公道，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