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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显然还不够。当我从梦中醒来，看到那本被我用一支烟钱买来的书，我的心中依然欠欠不安，仿佛瞧见了爱德华·纽顿蔑视的目光。我对自己说：看来，你必须要有实际的行动才能弥补你不经意犯下的错误。于是，这天午休时间，我又跑去二环路，找到了那个地摊，买了第二本《聚书的乐趣》。这次，我没有问价钱，而是“很老道”地往封底看了看书本来的定价，照价付了钱。我明显感到书贩子那份包藏不住的窃喜，心里只是想，但愿我的“愚蠢”能让这书贩子多少认识到一点这本书的价值和对它的好感。

把《聚书的乐趣》这样的书挤出书柜，摊在地上，廉价甩卖，这似乎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来势凶猛——越来越猛的潮流。我和我们无法逆转这个潮流，我们能做的无非就是花点时间在这种地摊旁转转，有幸的话（也是不幸），便尊重地（不要去便宜那几块钱）把“这样的书”买回家，用干毛巾拭尽灰尘，然后慢慢品阅。

1996年10月上旬

卡夫卡的“爱人”和“罪人”

她有一双纤细的手。她有一头乌密的黑发。她的笑容天真善良。她的嗓音“有表演的天赋”。她的名字叫多拉·迪阿曼特。1923年7月，被疾病所迫的卡夫卡来到地处波罗的海的米里茨里镇，住进了一个犹太人度假村。有一天，卡夫卡经过厨房，看见一位姑娘正忙着在杀鱼，似乎有所触动，不满地说：“多么纤细的一双手，可干的活又是多么残忍！”

他们就这样相识了。她就是多拉·迪阿曼特。

当时多拉是这家度假村里的一个厨房佣工，之前她还在柏林一个犹太人孤儿院当过小裁缝。这给人一种感觉，好像多拉是一个为生计所迫的难民。其实，她出身于一个有名望的犹太人家庭，只是因于年轻和对父母保守意志的不满，才离家出走，浪迹四方。而同时卡夫卡却因为日益严重的结核病，四处就医、疗养。就这样，两个人像两粒沙子一样，在这个度假村里邂逅。是偶然的，又是命定的。此时，卡夫卡的生命只剩下最后的11个月。但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卡夫卡受到了一生都没受到的温暖和爱。对此，卡夫卡“幸福而诚恳”地告诉我们：这都是多拉给予的。

从一定意义上说，卡夫卡和多拉都是“父母意志的弃儿”，精神上的流浪者，同时又都是“文学的寄生者”。两人刚相识，多拉就用希伯来语给卡夫卡朗读了《叶塞尼亚》，让卡夫卡“一天都沉浸在美好的遐想中”。他们很快相爱，并在柏林租房同居，“过着真正愉快的家庭生活”。在去世前一个月，卡夫卡正式向多拉求婚，但迎接他们的不是婚礼，而是卡夫卡的葬礼。因为没有拥有爱人的婚礼，多拉似乎也无权拥有爱人的葬礼。但她还是执意出现在卡夫卡的葬礼上，在一片冷嘲责备的目光中，“哭得死去活来”。多拉的哭声震惊了卡夫卡的亲人们，致使他们都不敢放声而哭，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贬低多拉哭泣的价值。可以说，在卡夫卡入墓之际，他只听到一个人的哭声，就是多拉的。这几乎就是卡夫卡一生的象征：这世界，只有多拉短暂而真心地温暖过他。

想起卡夫卡，我们总觉得人世对他不公，他给我们留下如此珍贵的文学遗产，但他的一生，每一天、每一夜，都是在被极度伤害和凄凉之中度过的。多拉的出现，让我们感觉多少还了卡夫卡一点债。但同时，多拉也欠下了我们一笔债，她曾经在卡夫卡的授意下，亲手烧毁了卡夫卡大量的手稿，没有烧毁的，她又没有及时公诸于世，而是私自珍藏着，以致后来又被盖世太保糟蹋掉了。亲自烧毁和私自珍藏，都是出于爱，对卡夫卡的爱，但构成的是一种难以赎贷的“罪”。卡夫卡总是让我们感到无所适从，感到“存在的荒谬”，这真是没办法的。

2004年6月21日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11之谜

今年春节，我是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世界中度过的，几乎每天一本，连读了七八本。波罗，马普尔小姐，庄园，旅行，凶杀，封闭的空间，开放的时间，耸人听闻的情节，扑朔迷离的案情，欲盖弥彰的眼神，似是而非的供词，错综复杂的关系，缜密的逻辑，精到的推理……如气如雾，水生风起，构成了一个“华丽的世界”，让我轻而易举地打发了这个数十年不遇的寒冷、阴霾、灾情频传的新春佳节。出于一种感谢，或者纪念，我想写点儿关于克里斯蒂的东西。写个书评也许是我最擅长的，但我放弃了。克里斯蒂的小说像个盛名的公园，往来者络绎不绝，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但总的说，万变不离其宗，人们的感受最终似乎都差不多——殊途同归：智力受到挑战，好奇心得到满足。换言之，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主题公园”，主题词不容置疑，赞不绝口的广告词也非妄言。有些东西只要承认或赞同就可以了，消解和重构都可能是画蛇添足。我认定对克里斯蒂小说发言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所以坚定地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