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卡列尼娜》是我最喜爱的长篇小说,这一点,我想一开始就指出来。在我们这门课的讲授计划中,我将它放在最前面,也不是没有考虑的。诸位也许和我有不一样的看法,这无关紧要。我一直认为,在文学上,没有“正确”这样一个绝对的概念,也没有任何人担保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个一劳永逸的最后答案。作为教师的职责之一,仅在于阐述他个人的观点(如有必要,他也会提及文学史上的相关看法)并说明理由。《安娜·卡列尼娜》不仅是我最喜欢的长篇小说,而且我也认为,在列夫·托尔斯泰的所有作品中,它也是写得最好的。《战争与和平》也许更波澜壮阔,更雄伟,更有气势,但它不如《安娜·卡列尼娜》那么纯粹,那么完美。顺便说一句,列夫·托尔斯泰并不是一个出色的文体家,但他的文体的精美与和谐无与伦比,这并非来自作者对小说修辞、技巧、叙述方式的刻意追求,而仅仅源于艺术上的直觉。

尽管《安娜·卡列尼娜》在文体上有着令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但我之所以会被这部作品迷住,是因为完全不同的另外因素。说得简单一点,那就是这部作品在道德上的强烈的冲击力。众所周知,列夫·托尔斯泰在道德训诫方面的主观意图十分强烈,但也并非始终如此。在他早期的作品中,他更信赖不涉及道德说教的自然,强调为艺术而艺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纯粹艺术的才能要比社会意义的才能高得多。到了晚期作品中,托尔斯泰完全走到了另一个极端,甚至带有明显的反智、反文化、反艺术的色彩,他不仅对莎士比亚那样的纯艺术作品深恶痛绝,而且为自己身上所有的莎士比亚的倾向公开表示悔恨。我们这里要说的《安娜·卡列尼娜》恰好处于这两个极端的中段,是托尔斯泰的思想、观念、艺术倾向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时期。俄国的德鲁日宁、安年科夫等人把《安娜·卡列尼娜》视为“纯艺术”的代表作品,我认为颇有疑问。《安娜·卡列尼娜》虽说没有《战争与和平》中那么多的议论和哲学说教,但对于“灵魂得救”这一主题的展开,作品中的思辨色彩和宗教情绪却要浓烈得多,而且,托尔斯泰晚期作品中的许多主题,倾向和叙事特点在《安娜·卡列尼娜》中都有所表露。因此,我认为,《安娜·卡列尼娜》对于列夫·托尔斯泰一生的创作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艺术表现力方面来说,作者的能力日臻成熟,而且对长篇小说这个体裁的驾驭炉火纯青。这部小说写于他一生中最安宁、最幸福的时期,虽然对于绝对善、正义、真实以及“得救”的探索已为日后的创作埋下伏笔,但这方面的倾向还未来得及对他饱满的热情、宽广的视野构成损害。

我最近在重读这部作品时,它的流畅性,内在的严谨与缜密仍然让我感到震惊。而实际上,这部作品的写作过程时断时续。作者一面写作,一面却对这部作品的意义产生了深刻的怀疑,他甚至几次中断了写作。如果不是他的责任心的驱使——仅仅为了使《俄国导报》的连载得以完成,很可能会中途夭折。当托尔斯泰写完这部作品后,他像是摆脱了一件沉重的负担似的感叹说:“我终于被迫把我的小说写成了,它简直叫我腻烦死了。”托马斯·曼认为,作者之所以写得如此困难,主要是艺术上的永不满足造成的无休止的琢磨修改:“这位惊世骇俗的圣者越是不相信艺术,对艺术越是一丝不苟。”这一说法固然有道理,但我认为,这部作品难产的另一个或许更为重要的原因,却是作者在“生命的意义”、“价值观念”、“社会变革的理想”等重大问题上产生了普遍而深刻的危机与幻灭感。作者将那些犹疑、彷徨、甚至有些绝望的思考一起写入了小说。

在以前的课上,我每次都要向学生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托尔斯泰的绝大部分作品都不喜欢在章节之间用小标题,这是作者的写作习惯所致。《安娜·卡列尼娜》似乎也不例外,但有趣的是作者在这部作品中却出人意料地使用了一个标题,那么这个小标题是什么呢?没有学生能回答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这说明,同学们在阅读作品时还不够细致,因为,在我看来,这个在文体上的形式上的反常之举是不应该被忽略的。好吧,我现在告诉诸位,这个小标题就是“死”。也许列夫·托尔斯泰在写下“死”这个标题时,完全是无意识的,但却泄露了一个重要的秘密,这部作品的主题并不像很多人指出的那样单纯,至少不是以“婚外恋”、“反叛”、“家庭伦理”一类的题目所能涵盖的。“死”这个标题在全书中那样醒目,似乎暗示了“死亡”是作者的思考中无法逾越的障碍,正如托尔斯泰在作品中说的那样,既然人人都要一死,那么他在生前的荣辱得失,衰盛毁誉,挣扎和希望又有什么意义呢?问题既出,无人能够回答,在这里托尔斯泰似乎又钻进了牛角尖,又在代替上帝进行追问了。这种思考注定没有答案,是因为它本身是非理性的。因此,我觉得,尽管有人认为这部作品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社会问题小说,但它从本质上来说是反理性反社会的。也就是说,在列夫·托尔斯泰有关“获救”的辞典中,社会进步、革命理想、知识与文化、理性与科学统统不在其中。在托尔斯泰看来,艺术不是别的,其存在的理由正是对上述一切价值系统困难而神圣的超越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