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匠

建筑师王澍前几天得了世界建筑最高端的普利兹克奖。评审词说他的建筑“扎根其历史背景,像任何伟大的建筑一样,永不过时并成为世界性的建筑”。

消息传来的时候,王澍正在一个新项目的施工现场,带着他的学生砌墙。“历史”“伟大”“世界”,普利兹克这些宏大的颁奖词,似乎与眼前这个双手还沾着粉灰的建筑工人没什么关系,但王澍领受得心安理得。“建筑师既要像哲学家一样思考,又要懂得熟练的技术活儿”,这就是他心目中的“哲匠”。

王澍主持中国美院建筑艺术学院,他要求学生在进入建筑学领域的初期,都要学会和灰、砌墙、木工等技术活儿。刚开始,那些开水都不会打的学生手磨出茧,扎出血,一样还是要在地里种植草木,在盆里实验种小麦。按王澍的理念,这些都是必须具备的“手活儿”。刚上学的学生不用谈建筑,只谈房子,王澍不愿他们因沉溺于“哲思”“艺术”概念,丧失了对建筑本体、基本功能的把握。培养“哲匠”,既能哲学思考,有艺术想象,又具备扎实的实践技能,是王澍教学的目标,也是他的方法论。

这让我想起两年前徐冰的一件作品《凤凰》。两只长三十米、宽六米的凤凰,全部由建筑废料拼接扎制而成。砸土机强悍的顶部用作凤凰头;脖子是挖土机臂,简洁有力;铁皮卷和红色安全帽结扎成背脊,锈迹斑斑的铁锹被焊制成羽翼;嘴、利爪由用于建筑消防的废弃龙头和金属管道改制;各种类型和型号的金属板条,被用作舒展飘逸的凤尾……

这完全颠覆了我们对凤凰五彩缤纷吉祥如意的想象。眼前的凤凰铁骨铮铮,伤痕累累,野蛮、凶猛、挣扎和不妥协;全身材料粗粝低廉,却凛然自尊,带有神性。可以想见,如果两只重达十二吨的金属巨鸟凌空驻留在北京CBD上方,该是多么奇特诡异的现实场景。

可在随后跟徐冰的一次访谈中,我才了解到,要实现这奇崛瑰丽的艺术想象,需要怎样的艰苦劳作和技术支持。为采集作品所需要的建筑废料,徐冰和他的工作组跑遍了全国数个城市上百个建筑工地,对千辛万苦收集来的废料进行筛选、切割、打磨,对上万件物料按预设的逻辑和节奏进行组装、拼接;作品最后要悬置空中,为保证绝对安全,需要对数以万计的连接点进行焊制、捆扎、螺丝穿钉,制定不同的安全标准并督促执行;为保证徐冰对整个作品最初设想的“建筑感和施工感”,项目组对所有部件,根据材料类型进行上锈和除锈,涂抹各种剂量的防腐材料……整个项目历时三年,其间经历了北京奥运,金融风暴,投资方的质疑、放弃和变更,这林林总总的一切,跟艺术想象和意义无关,跟作品的哲学价值无关,它们是悬置在那些形而上意义之外工匠般的苦力和技能,繁复而艰难。在最后的艺术成品上,我们看不到它们,但谁都知道,没有这样漫长、琐碎、机械劳苦的工作,艺术只能是空想。

这种哲与匠的关系,几乎体现在任何艺术当中。艺术需要灵感,需要哲思和浪漫,但艺术的实现也需要规则和纪律,需要繁难和具体的劳作。以前听音乐,一首歌一部曲子,觉得好美,旋律和想象萦人心魄。而前不久采访刘索拉,她却说:“一个作曲家90%的工作都是技术活儿。你给我一个动机,我可以同时把它写成流行曲、爵士、摇滚、交响乐,甚至京韵大鼓,这就是技术,更像一个砌墙的工人,没那么浪漫。”

一次跟一个从事作曲的朋友聊天,他告诉我,将一个主题、一个动机衍化,发展成一部庞大、复杂的乐曲,光靠灵感是难以维持的。灵感具有突发、间歇、不可持续性,就那么一下下,倏忽即逝。当年贝多芬的Op.135(《F大调第十六弦乐四重奏》),只是写下了“Es muss Sein!”,翻译成英文是“It must be”。如果只有这一句,是不能成一个曲子的,贝多芬的技术能力,就在他对于主题动机的发展,“采用了模进的手法,向下大二度,对位声部则采取半音上行,与之呼应之后再通过拓展音区、齐奏、声部间的对答等一系列的方式,完成这首弦乐四重奏”——听上去好累,一点儿也不美。

中国人不说技术,喜欢说手艺。所谓“手艺”,就是因为长期劳作,对特定对象形成的一种操作感、分寸感、手感和质感,就像“庖丁解牛”,庖丁眼中无牛,牛在心里,解牛不用刀,“以神遇”,感受到牛的间隙,解牛才能够“依乎天理”,游刃有余,以致一把刀用了十九年还跟新买的一样。

去年在日本京都,清水寺旁,在一家叫“朝日堂”的茶具作坊里,我碰到一个正在做陶艺的老人。聊起天来,老师傅七十多岁,一辈子转过的陶轮不计其数,他说一件好的陶器,不是看上去的美,是摸出来的美。老人从少年时代就懂得,一切手艺都在于反复地做,重复,重复,再重复。老人说起,十二岁那年进作坊,师傅让他对着同一件样品制作五十件复制品,做完后统统砸掉,再重新做,做了再砸。整整一年,他都没有权利把自己任何一件作品保留下来。师傅告诉他,这么做有两个目的:一是让他明白,不要执迷于自己做的任何一件东西;二是懂得,手上的真功夫才是一切的基础。谁都想做出充满美丽意趣的作品,但手上没工夫,缺少对具体材料的感知,艺术就是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