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平民

1927年春天,南京郊外的晓庄来了一群外乡人。他们在荒野上开垦,搭建茅草屋,修厕所,盖礼堂,造图书馆,建宿舍。

领头人是陶行知,中国平民教育先驱。陶先生1922年从美国学成归来,受蔡元培邀请任教北大。目睹国家民间教育的惨痛景象,寝食难安,认为“平民教育比精英教育更为迫切”,遂辞去教授待遇,告别大城市三代同堂的天伦之乐,脱下西装,穿上布衣草鞋,来到南京郊外生活贫瘠、鸦片赌博横行的乡村晓庄,筹建新式民间学堂。

在这一年《自由谈》新年特刊上,陶行知这样问:“我们充饥的油盐菜米面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御寒的棉花丝绸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安居的房屋所用的木石砖瓦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今天不应该下乡拜年、下乡送礼、下乡报恩吗?”

晓庄师范不要少爷和小姐,不要文凭迷,不要书呆子。陶行知带领学生们自己建校舍,开荒垦地,施肥,把劳动创造的生活当每天的课程。陶行知提出晓庄学校培养学生的五个目标:科学的头脑,健壮的双手,农夫的身体,艺术的情趣,改造社会的精神。学校经费紧张,经常两顿稀饭一顿干饭,却有钢琴、小提琴、《大英百科全书》的课程。

教学理念上,晓庄师范独树一帜——“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陶行知眼里,教学和改造社会是一回事,都是为了造就人,不是造就人上人,而是造就人中人,让人有人味。学生成为农民,自然放下身段,和周边的乡村连成一体,下意识地参与乡村建设。晓庄师范开办后不久,又在周围开办了更多的平民学校、乡村医院,江苏省民政厅评那一年的晓庄为“民有、民治、民享之乡村”。

“凡我脚步到的地方就是平民教育到的地方,一个一个去教,一步一步去做”,他自己编撰的《平民千字课》见人就送,累计发行五十万本。陶行知的目标是培养一百万个乡村教师,改变一百万个乡村,从而使整个中国富强起来。

1927年到1937年被称为民国的黄金十年,开放和民主,激起了社会知识分子投身社会改造的热情。还是在这期间,1929年,刚刚获得耶鲁博士学位的晏阳初,毕业第二天,就应募以北美基督教青年会战地服务干事的身份,远涉重洋,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的法国战场。那里有二十多万华工,挖战壕、救伤员,被称作“苦力”。

亲近接触,晏阳初第一次意识到这些“苦力”并非天生愚笨,目不识丁,而是因为从未有过受教育识字之机会。晏阳初决心教华工识字。他用白话文形式编写《华工周报》,每天授课。其间,他曾收到一封华工来信,信中称他为“晏先生大人”:“你自办报以来,天下事我都知道了,但你的报太便宜,恐怕以后不久会关门,我愿把战争中存下的三百六十五个法郎捐给你办报。”

这封信几乎改变了晏阳初的一生。“我重新认识‘苦力’,我不但发现了苦力的苦,还发现了苦力的力——摆脱自身命运的努力。苦力教育了我!”晏阳初立志不做官,不发财,不为文人学士效力,把终生献给劳苦大众,做好名副其实的“平民先生大人”。

两年后回国,晏阳初放弃唾手可得的名利和大城市生活,来到离北京四百公里的河北定县,展开实验性平民教育。随晏阳初前往的,是一批留洋回来的博士,阵容非常豪华:瞿菊农(哈佛大学哲学博士)、陈筑山(国立北京法政专科学校校长)、熊佛西(哈佛大学戏剧学博士)、冯锐(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傅保琛(康奈尔大学乡村教育博士)、陆燮均(威斯康星大学博士)、陈志潜(哈佛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硕士)……即便在今日,这份名单也实属壮观。

通过“定县实验”,晏阳初更加确信,中国农民自古以来患有四大病症,愚、贫、弱、私,平民教育就是培养人们的知识力、健康力、生产力、组织力,来战胜四大顽疾。他在定县推行的乡村教育,基本涵盖四大类: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留洋博士们把乡村当作社会实验室,开办农民学校,教村民们识字遣词,学科学,改良农业技术,创办农民报,建立广播电台,开展农民戏剧,上演诗歌朗诵民谣演唱等——难以想象,八十年前的一个闭塞乡村已经有如此丰富的文化生态。

1933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走访定县,他在记录中写道:“定县人民,从外表上看,并没有什么和中国其他各地村民不同,但形成他们许多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的心灵以及其整个生活的前途……黄土之中,一个年轻的农民用锄头写出:在中国扫除文盲;而旁边一位姑娘则写道:为国家塑造新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