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寻找放浪形骸的自由

一个音从牙尖开始,慢慢回吞,在口腔里游走,回旋,升至鼻腔,龚琳娜仰起头,微微变动口型,控制着这个声音,收胸,提气,转移共鸣。一个音,就这样衍生出十个以上的不同音色。这不是表演气息。龚琳娜唱杜甫的《登高》,不尽长江滚滚来,一个“来”字,被唱得史诗般荡气回肠。

听龚琳娜演唱,感觉她用来叙事的不是歌词是声音。就像那首神曲《忐忑》,啊、咿、歹、地,都是些中国京剧唱腔中的虚词,提取出来,极端化地演绎。字的意义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音色。同一首曲,甚至同一个音里,多种音色在极其快速的节奏中变化,老旦、老生、黑头、花旦,夸张变形,有怒,有喜悦,有怨,有悲悯,传递着一种纠结复杂的情绪,声音成为一件乐器。

那些毫无意义的拟声字作为单音节语言,铿锵嘎嘣脆,听上去有浓厚的汉语特征和美感。我们的祖先就是这么唱的,只是文字的发展使老祖宗的语言变成了衬字(比如呼儿咳哟嘿),但隐含在那些字里的情绪和节奏还在,不需要理解就被一石击中,直接触发,所以听《忐忑》,还不知道什么意思,我们就被不明不白地被调动起来了。

前几天去听龚琳娜的演唱会,才发现《忐忑》只是她的一声吆喝,围观下去,兜里翻出来的全是神曲。从《相思染》《山鬼》,到《爱诺依》《你在哪里》,呼号、挣扎、魔性、鬼魅,掏心掏肺的欢乐,“都是些色彩饱和度很高的梦魇”。听这样的歌,想到远古,那时有一种叫“女巫”的人。她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族人带到天上,轻微的幻觉,烟雾缭绕的仪式,大量的酒,大麻种子被投进火里,那些缠绵诡异的呓语不就是人类心之初始的祷词吗?

龚琳娜来自贵州,是从苗族飞歌和侗族大歌中唱出来的异嗓。听她演唱,完全不是我们以往那些字正腔圆眉目传情的娱乐体验,你完全忘记了美。深重的抬头纹,神经质般紧张坚定的眼神,夸张失态的姿体动作,这些在别人身上灾难性的观赏体验,发生在龚琳娜身上,却成为她的艺术精髓和人性证明。你原谅、接受、欣赏她的粗朴和忘形,只因为一点,你确信她是真的,并甘愿被她挟持,一道奔赴自在和自由。

在我们的记忆里,民乐多是丝竹缠绵的抒情小调,几把二胡扬琴琵琶,不足以表达壮丽阔大的情感。龚琳娜以极端的方式,让我们听到了民族音乐里最重要的表达:人声。几年前听过一次刘索拉的音乐会,开场《生死庆典》就把我震呆了,琵琶、箫笙、鼓、扬琴、古筝,简单几个乐器,更多地加入了刘索拉无词的哼唱、叫喊,以及中国戏曲、民歌甚至“跳大神”的手法。舞台上的乐器发出种种陌生甚至癫狂的声音,有点儿神经质,狂喜的临界点上,是硬朗的鼓点,和以男子雄壮的叫声。整个剧场上空,自始至终萦绕着她尖厉、迸云裂帛般的声音……整首曲子激越,翻腾,追赶,让人喘不过气,声场恢宏,一点不亚于交响乐,从没想过中国民乐还能表现出那么凶悍痴狂的情绪。

细想一下,中国音乐文化其实有非常张扬的一面,比如秦腔、梆子,犹如中国书画中的重彩和泼墨、草书。一般唱歌讲究运气丹田,但龚琳娜、刘索拉,感觉她们是从脚底往上唱,倾注全身的气力,把身体和音乐相统一。她们的高音是真声,是高位置的高音,很疯,很野,不怕唱破,同时脑子又特别清楚,高音在高处反复,不担心它哑,不会上气不接下气,阴阳转换却气场稳定,最后歌者释然,身体打开,把自己扔出去,达到一种打通气脉的自由。那种声音可能对身体确实不好,但人的灵魂需要那样的声音。

人声对于一个歌者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人声不只是歌唱,还包括从呜咽到花腔,包括一切人的声带能发出的声音。原来在乐器掩映下的长嗟短叹,哼鸣喘息,跌跌撞撞,突然骑着单薄的声线,坐着高音上了云端,那种迸发在声音里的自由,实在让我这样声带干涩乐音枯竭的人望尘莫及,心生恨意。

刚刚落成的中国国家博物馆,第一个展览迎来了德国《启蒙的艺术》。戈特利布·希克的画作《丹内克肖像》被选作本次展览的主题背景画,放置在整个展览的开篇。启蒙运动前,肖像油画是贵族们的特权,普通人是无法入画的。丹内克是位普通村妇,这幅肖像,“预示着启蒙运动带来了普通人自由价值的觉醒”。画中年轻的女人丹内克姿态松弛,坐在户外的凳子上,长风吹过,浑身洋溢着自信和自由的气息。这个女人让我想起了龚琳娜,她一路从西南贵州的大山里走来,声音里沐浴着云贵高原的雨露星风。她说:“我的嗓子是个通道,我的思想、我的情感都通过这个通道释放出来。当我有能力随心所欲表达的时候,我感觉到我自己,那是种完全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