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纪念雪峰[1]

最近香港报上刊出了雪峰旧作诗八首在北京《诗刊》上重新发表的消息,从这里我看出香港读者对雪峰的怀念。我想起了一些关于雪峰的事情。

我去巴黎的前几天,住在北京的和平宾馆里,有一天傍晚雪峰的女儿来看我,谈起五月初为雪峰开追悼会的事,我说我没法赶回来参加,我想写一篇文章谈谈这位亡友。雪峰的女儿我过去似乎没有见过,她讲话不多,是个沉静、质朴的人。雪峰去世后不久,他的爱人也病故了,就剩下这姊弟三人,他们的情况我完全不了解,但是我有这样一个印象:他们坚强地生活着。

雪峰的追悼会一九七六年在八宝山开过一次。据说姚文元有过“批示”不得在会上致悼词。姚文元当时是“长官”嘛,他讲了话,就得照办。那算是什么追悼会!冤案未昭雪,错案未改正,问题似乎解决了,却又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出头。只有这一次要开的追悼会才是死者在九泉等待的那一种追悼会:伸张正义,推倒一切诬陷、不实之词。我在这里说“要开”,因为追悼会并没有在五月里举行,据说也许会推迟到召开第四次全国文代大会的日子,因为那个时候,雪峰的朋友们都可能来京参加,人多总比人少好。

我认识雪峰较晚,一九三六年年底我才第一次看见他。在这之前一九二二年《湖畔》诗集出版时我是它的爱读者。一九二八年年底我第一次从法国回来住在上海,又知道他参加了共产党,翻译过文艺理论的书,同鲁迅先生较熟。一九三六年我在上海,忽然听见河清(黄源)说雪峰从陕北到了上海。这年鲁迅先生逝世,我参加了先生的治丧办事处的工作,对治丧委员会某些办法不大满意,偶尔向河清发一两句牢骚,河清说这是雪峰同意的,他代表党的意见。我并未读过雪峰翻译的书,但是我知道鲁迅先生尊重党,也听说先生对雪峰有好感,因此就不讲什么了。治丧处工作结束以后,有一天鲁彦来通知要我到他家里吃晚饭,说还约了雪峰。他告诉我鲁迅先生答徐懋庸文最初是由雪峰起草的。我并不怀疑这个说法。先生的文章发表在孟十还主编的《作家》月刊上,在排印的时候,我听见孟十还谈起,就赶到科学印刷所去,读了正在排版中的文章,是许广平同志的手抄稿,上面还有鲁迅先生亲笔修改的手迹,关于我的那句话就是先生增补上去的。

我在鲁彦家吃饭的时候见到了雪峰。我们谈得融洽。奇怪的是他并未摆出理论家的架子,我也只把他看作一个普通朋友,并未肃然起敬。他也曾提起答徐文,说是他自动地起草的,为了照顾先生的身体,可是先生改得不少。关于那篇文章他也只谈了几句。其他的,我想不起来、记不下来了。我们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每次见面,都是这样,总的说来离不了四个字:“互相信任”。我还记得一九四四年到四五年我住在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雪峰住在斜对面的作家书屋,他常常到我这里来。有一夜章靳以和马宗融要搭船回北碚复旦大学,天明前上船,准备在我这里烤火、喝茶、摆龙门阵,谈一个晚上。我们已经有过这样的经验了,雪峰走过出版社,进来看我,听说我们又要坐谈通宵,他就留下来,同我们闲谈到天将发白、靳以和宗融动身上船的时候。现在要是“勒令”我“交代”这一晚我们究竟谈些什么,我一句也讲不出,可是当时我们的确谈得十分起劲。

见第一面我就认为雪峰是个鲠直、真诚、善良的人,我始终尊敬他,但有时我也会因为他缺乏冷静、容易冲动感到惋惜。我们两个对人生、对艺术的见解并不一定相同,可是他认为我是在认真地搞创作;我呢,我认为他是个平易近人的好党员。一九三七年我是这样看法,一九四四年我是这样看法,一九四九年我也是这样看法,一九五七年我也是这样看法。有一次在一个小会上,我看见他动了感情,有人反映今天的青年看不懂鲁迅先生的文章,可能认为已经过时,雪峰因此十分激动,我有点替他担心。解放后他有一次从北京回来,说某同志托他找我去担任一家即将成立的出版社的社长,我说我不会办事,请他代我辞谢。他看我意思坚决,就告诉我倘使我不肯去,他就得出来挑那副担子。我劝他也不要答应,我说事情难办,我想的是他太书生气、鲠直而易动感情。但他只是笑笑,就回京开始了工作。他是党员,他不能放弃自己的职责。他一直辛勤地干着,事业不断地在发展,尽管他有时也受到批评,有时也很激动,但他始终认真负责地干下去。他还是和平时一样,没有党员的架子,可是我注意到他十分珍惜“共产党员”这个称号。谁也没有想到一九五七年他会给夺去这个称号,而且一直到死也没有能看到他回到党里的心愿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