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年谱（第6/28页）

“一九二○年的秋天，有几个中国留学生从美国到伦敦，其中我最先认识的是徐志摩。”

十月十二日，罗素来华讲学，本日抵沪。

十一月，寄书家中，主张用阳历纪年，并报告在英国生活及求学的情形。原函云：

“欢儿乐否？转瞬三足岁矣！（以后吾家小儿计年，按阳历实年，譬如人问几岁，答以两岁半（现十一月）旧办法实不通，改良为是。）儿他日归，欢儿不识父矣！即乃父亦不知阿儿何若，虽见照片，不足凭也，最好盼媳能将欢儿一日自朝至暮行为说法，一起记下，寄我读之，则可知欢儿性气智慧之梗概矣！”“儿迁居事，恐于上信中述及，总之儿现居宽静自由。儿甚喜之，更有一事为大人所乐闻者，即儿到伦敦以来，顿觉性灵益发开展，求学兴味益深，庶几有成，其在此乎？儿尤喜与英国名士交接，得盎倍蓰，真所谓学不完的聪明。儿过一年，始觉一年之过法不妥，以前初到美国，A首从前教育如腐朽，到纽约回首第一年如虚度，今后悔去年之未用，大概下半年又是一种进步之表现，要可喜也。伦敦天气也不十分坏，就是物质方面不及美国远甚，如儿住处，尚是煤汽灯而非电，更无热水管，烧煤而已。然儿安之。”是年冬，夫人张幼仪随刘子锴出国至英国伦敦。据先生十一月二十六日家书云：

“儿自离纽约以来，过二月矣。除与家中通电一次外，未尝得一纸消息……从前媳尚不时有短笺为慰，比自发心游欧以来，竟亦不复作书，儿实可怜，大人知否？即今媳出来事，虽蒙大人慨诺，犹不知何日能来？张奚若言犹在耳，以彼血性，奈何以风波生怯，况冬渡重洋，又极安便哉。如此信到家时，犹未有解决，望大人更以儿意，小助奚若，儿切盼其来，非徒为儿媳计也。”

又，先生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一文中云：

“初起我在离康桥六英里的乡下叫沙士顿地方租了几间小屋住下，同居的有我从前的夫人张幼仪女士与郭虞裳君，每天一早我坐街车（有时自行车）上学，到晚回家，这样的生活过了一个春，但我在康桥只是个陌生人，谁都不认识，康桥的生活，可以说完全不曾尝着……”

是年，梁启超与蒋百里等整顿改造杂志，将解放与改造杂志自九月第三卷第一期超改名为改造，同时体裁和内容也都有改变。由中华书局发行。先生曾在民国十年该刊三卷八号及三卷十号发表过三篇文章。

民国十年辛酉（一九二一）　二十六岁

在英国剑桥大学研究院。生活起了大的变化，这时开始写诗，据先生《猛虎集·序》云：

“但生命的把戏，是不可思议的，我们都是受支配的善良的生灵，那件事我们作得了主，整十年前我吹了一阵奇异的风，也许照着了什么奇异的月色，从此我的思想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一份深刻的忧郁占定了我，这忧郁，我信竟于渐渐的潜化了我的气质。”

又，先生在《吸烟与文化》一文内追述他在剑桥时的生活云：

“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幸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洗礼，一个人就会变气息，脱凡胎，我敢说的只是——就我个人说，我的眼是康A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的意识，是康给我胚胎的。”

在英国认识狄更生及林徽音（音又作因）。据《我所知道的康桥》一文云：

“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里混了半年，正感着闷想换路走的时候，我认识了狄更生先生。狄更生Galsworthy Lowes Dickinson是一个有名的作者，他的《一个中国人通信》（Letters From John Chinaman）与《一个现代聚餐谈话》（A Modern Symposium）两本小册子早得了我的景仰。我第一次会着他是在伦敦国际联盟协会席上，那天林宗孟（案即林长民，时徽音随父在英）。先生演说，他做主席。第二次是宗孟寓里吃茶，有他。以后我常到他家里去，他看出我的烦闷，劝我到康桥去，他自己是王家学院（King’s Col‐lege）的Fellow。我就写信去问两个学院，回信都说学额早满了，随后还是狄更生先生替我去在他的学院里说好了，给我一个特别生的资格，随意选科听讲。从此黑方巾黑披袍的风光也被我占着了……狄更生常在伦敦或是大陆上，所以也不常见他。那年的秋季我一个人回到康桥，整整有一学年，那时我才有机会接近真正的康桥生活，同时我也慢慢的‘发现’了康桥，我不曾知道过更大的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