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中部某日的南纬天空：白云

在大洋洲无尽的蓝天上，白云出没。大洋洲有全世界最洁净的蓝天，它充沛的水分和温和的气候酝酿出全世界最丰富的云朵。走在旷野里，山冈上的石头处能看到点点锈红色，那是古老的冰河纪苔藓，它们仍然活着，而且在春天时布满靠近雨林的山谷。在那样无边无际的旷野里，才看得到蓝天之大，云朵之丰美。也不会因为看了一天又一天的白云而感觉古怪——现在有谁还能这样看天呢？难道它现在不是件不怎么正常的事情吗？

有时它们是长长的一条，在它身边开车，一百二十码，开半个小时，都还没从云这一头走到那一头。细长的白云像二十年代，连接邮轮上的旅客和码头上的送行者的惜别纸带一样，长长的，长长的，忍无可忍时，才断了。将要翻过这座山了，回头一看，它还伏在原先的河谷上方，好像送行者手中还握着那条白色纸带，一直不愿放手。有时它们在长天上飞舞，灿烂时像《阿依达》里的囚徒大合唱，柔软时像上世纪二十年代乐队里的小提琴声，当巨大的白云因为遮住猛烈的太阳而呈现出灰色和金色，如德国人高亢的男声伴随华丽的电声响彻整个蓝天：“为什么他们不能保持年轻？我要韶华永驻。”

小时候，夏天，仰面躺在大楼的阴影里，水泥地留着阳光的暖意。台风过后，上海的天空难得蔚蓝，沉甸甸，满载水汽的云是浅灰色的，在天上汹涌而过，好像淮海路上游行的队伍。它们经过灰色的四十年代大楼时，好像大楼就要迎面倒下来一般。

我身边当时躺着童年时代唯一的朋友，她比我大一岁，比我坚强，赌气般地保持着孤独。她说大楼是不会倒下来的，是因为云在天上移动的关系。这是一个童年时代一起看行云的人，我们一起成长，她父亲病危的最后一夜，我陪她在家里度过。午夜时分，我们一起守在煤气上噗噗作响的野山参蒸锅旁，为她父亲蒸好最后一小碗人参汤。她从小警告我，不可原谅小时候曾欺负过我们的孩子，永远不能原谅他们，也永不原谅生活的不公平。

中年时，她得了癌症。她独自躺在床上，朝我笑了笑。她好像抱歉似的笑容，让我想起我们从前在飞奔的云下，她断定大楼不会因云的移动而倒下，那时我们还都不到十岁。不论那时我们是多么赌气地要永远如何，但心中却没有对于“永远”的遗憾。

她躺在床上告诉我，小时候欺负过我们的人，有一日曾在大楼旁边的水泥地上遇见她，想要与我们恢复联系。那人说，我们都早已不是小孩子了。她说，她已为我拒绝。她告诫我说，我们不能原谅。我说好的。她说这种不原谅，也许就是她身上癌症的原因，但即使这样，答案还是不原谅。

大洋洲被称为白云的故乡，世上所有的云朵都会回到这里，如人总有一天要回到故里，或者从这里出发。小时候，云一会变成一堆绵羊，一会又变成一对正在接吻的情人，一会再变成飞扬的旗帜，还有长长的惜别纸带。后来，云令人想起音乐。更多时候，在大洋洲的蓝天上，它们的形状难以名状。此刻我已明白，这个样子，就是生活本身的样子。

不论它们会像什么，都永远是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