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新旧之间没有怨讼 唯有真与伪是大敌（第2/7页）

意思是，谁都有过年轻时候认识的局限。

我说那怎么办，我脑袋里旧思维习惯改不了，新的又不知道怎么形成。他只说，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历史。

我不明白，我最痛苦的是怎么做新闻，为什么让我去看历史？

他说：“你只管用力把一个人、一件事吃透了，后面的就知道了。”

过了几年，唐山地震三十年，我想去看看。孙冰川总监一开始没批这题，我理解，这种题不好做，收视也好不到哪儿去，还麻烦。

但我也说不上来为什么，拿着报题单又去了他办公室。他在接电话，挥挥手让我找个地儿坐，过了一阵子，抬头看我愣愣地拿张纸还站着，叹口气，伸手把纸接过去签了。

后来有同行采访我：“你向台里报这个题时，是受什么驱动？”

我说：“三十年发生了不少事儿，我也三十了，就觉得这是我的历史，想知道。”

她问：“那时候你应该是山西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女孩吧？怎么会觉得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呢？“

我跟她说：“我们会在‘九·一一’时做那么多报道，那是另一个民族的灾难，为什么对于我们自己的灾难反倒漠视呢？这一点我不明白。”

她问：“那你以前为什么没这个想法？”

我被问愣了一下：“到了这个年龄，像有什么东西扯着你一样往回望。”

钱钢带我去看唐山当年的空军机场，现在已经残破不堪。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四十二分，相当于四百枚广岛原子弹威力的里氏七点八级大地震，在距地面十六公里处爆发。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瞬间摧毁，二十四万人遇难。这个机场是几乎所有幸存者通往外界的希望，从市区到这里九公里的路上，车运的、走路的、抬着担架的……有人是用手抠着地上的石头，一点一点爬来的，地震发生时，很多人来不及穿衣服，有老妇人赤裸着身体，只能蹲着把一块砖挡在身前。

一天里，人们把卫生队附近一个发绿的游泳池的水都喝干了。

当年的女医生现已六十多岁，比划给我看：“从你坐的地方，往北四里，往西四里，全是人，躺在雨里，地上不是雨，是血水。走路的时候探着人过去，会动的是活人，不会动的就是死了。”

她白大褂下摆被染成了红色，是被伤员和他们家人的手拽的：“医生，救救……”最后一瓶氧气，她给一个伤员用上。回来的时候，发现氧气瓶周围躺了六个人，每人鼻子里一根导管，都接在瓶子上，也不知道哪儿找来的。

我上中学的时候，家里有一本借来的《唐山大地震》。有个细节多年不忘，当时没有麻药，一位女医生给一个小男孩用刷子把头皮里的沙子刷出来。这个女医生就是她。

“四十分钟。”她说，“没有灯，用手电照着做的。”

她一边掉眼泪，一边用刀背刮那些结了血痂的淤泥。每刮一下，小男孩的手和脚就抽搐一下。六岁的小男孩，一滴泪也没掉，不断地念语录：“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不怕牺牲……”

这些年，她一直惦记着他，想见他一面：“就想看看他的头皮好了没有，留没留疤。”但是，当年这里的人，都没有名字，没有照片。当时不允许拍摄任何影像资料，尤其是伤亡的人，医生也不能告诉家人这里的情况，“这是机密”。火车路过唐山，必须放下窗帘。

我问她是否把地震往事告诉她的后代。她说没有。

我问：“那到您孙女这一代，还会记得么？”

头发花白的老医生摇摇头。

“您不怕被遗忘吗？”

她反问我：“不记得的事情多了，大饥荒你知道多少？反右你知道多少？”

我没说话。

她一笑，把话收住了。

我采访了一位摄影师，他是地震后唯一可以用相机自由拍摄的人，拍了一千多张，其中一张很著名，是孤儿们在火车上吃红苹果，孩子们都笑着。

他说其实当时车站上满满都是人，四千两百多个孤儿，每个孩子头上都别着小布条，布条上是遇难的父亲和母亲的名字。站台上拉着抱着的都有，哭声震天。

我说：“那些照片我可以看看吗？”

他说：“……不知淹没在哪些底片里了，从没拿出来过，我只拿出了笑的这张。”

我问，是不让拍么？

他说不是：“是我自己当时的世界观。”

“这个世界观是什么？”

“就是要正面报道地震。"

“你遗憾吗？”

“遗憾，因为灾难更应该反映的是人的本质。”有记者看完这段采访，问我：“吃苹果的孤儿的照片也是真实的，为什么没有直击人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