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我们终将浑然难分，像水溶于水中（第4/7页）

“医生问起，你就说是找了小姐。”张北川教授对已感染艾滋要去看病的同性恋者说。他担心会有麻烦。

他是中国对同性恋研究最早、最有成绩的学者。

他的话不多虑。

我在青岛见到一个男孩子，他说他有过两百多个性伴侣，患性病后从外地来治疗，当地医院的医生知道他的同性恋身份后拒绝医治。医生说，妓女可以治，就不能给你治：“你不嫌丢人啊，你这种人在社会上将来怎么办？”

他在医生面前跪下了。

没有用。

一个母亲带着刚刚二十岁的孩子来找张北川，她的孩子是同性恋者，那个母亲说：“早知这样生下来我就该把他掐死。”

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工作、上学，努力活着，但他们不能公开身份，绝大多数不得不与异性结婚，大多建立情感的社交场所是在公厕或是浴池，但那样的地方不大可能产生爱情，只能产生性行为，而且是在陌生人之间。

“和陌生人发生性关系，对于同性恋者来说有巨大的好处，这个好处就是安全。”张教授说。

安全？我很意外，这是在健康上最不安全的方式。

“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两个人完了关系大家互相都不认识，不用担心身份的泄露。”

在没有过去和未来的地方，爱活不下来，只有性。

“我曾经说过，只要自己不是那种人，我愿意一无所有。”翼飞坐在我对面，长得很清秀。他拿“那种人”来形容自己，连“同性恋”这三个字都耻于启齿，“我觉得全世界只有自己一个人不正常。因为我觉得自己那种现象是一种不健康，是一种病态。我强迫自己不去接触任何一个男孩子，尽量疏远他们，尽量去找女孩子，精神上对自己压力很大。”

一九九七年之前，他有可能因为自己的性倾向入狱，罪名是“流氓罪”。

“同性恋是先天基因决定的，几十种羚羊类动物里面，也观察到同性之间的性行为了，在灵长类动物里边，还观察到了依恋现象，人类的依恋现象，在某种程度我们就称之为爱了。”张北川说。

二〇〇一年，第二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不再将同性恋者统称为精神病人，但“同性恋”还是被归于“性心理障碍”条目下。

翼飞拿家里给他学钢琴的钱去看心理医生，接受治疗。像库布里克的电影《发条橙》，一个人被强制性地唤起欲望，同时用药物催吐或电击的方式，让你感到疼痛、口渴、恶心。“这是健康人类的有机组织正在对破坏规则的恶势力作出反应，你正在被改造得精神健全，身体健康。”电影里，穿着一尘不染白大褂的医生说。

一次又一次，直到人体就像看到毒蛇一样，对自己的欲望作出迅速而强烈的厌恶反应。

张北川说他认识一个接受这种治疗的人，最后的结局是出家了。“你再也不会有选择同性恋的欲望了。”

“你再也不用有欲望了。”

“你好了。”

他们坐在我对面，手拉手，十指交握。

我没见过这样的场景，稍有错愕，看的时间稍长一点儿，心里微微的不适感就没了。

我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们怎么形容你们之间的关系？”

“爱情。”他们毫不迟疑。

他们当中更活泼爱笑的那个说：“每次看到婚礼的花车开过，我都会祝福他们，希望我将来也能这样。”

当下对他们来说，只能是幻想。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最终会选择与异性结婚，成立家庭。

我们采访了一位妻子，九年的婚姻，生育了女儿，但丈夫几乎从不与她亲热。她说：“我觉得他挺怪的。”

“怪在哪儿？”

“他从来没吻过我。”

“比如说你想跟他很亲密的时候，你表达出来，他会什么反应？”

“我觉得他经常很本能地把身体缩成一团，很害怕、很厌恶的那种样子。”

“厌恶？”

她凄凉一笑：“对。”

我停了一会儿，问：“那你当时……”

“挺自卑的，就是觉得自己真是没有吸引力吧。从孩子三岁的时候，我就开始看心理医生。”

她的丈夫说：“等你到了五十岁，成为性冷淡就好了。”

他们维持了九年这样的婚姻。她看到丈夫总是“鬼鬼祟祟的，每次上完网以后，都把上网的痕迹清除掉”，她当时以为他是阳痿，在上面查什么资料，也不好意思问。后来，有一天晚上，她半夜醒了，差不多两三点钟，看他还在上网。过了一会儿他去睡了，她去把电脑打开一看，他上的全是同性恋的网站。她闭了一下眼睛：“那一瞬间我知道他百分之百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