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节　我是台湾人，我不悲哀

——给李登辉先生的公开信

登辉先生：

想和您谈谈“生为台湾人的悲哀”。

虽然在外国生活了许多年，但我生性懒散，到现在还没去申请过任何外国身份。进进出出只有那么一本护照，出入境手续照办，所得税照缴。也就是说，和您谈谈国事的公民资格是有的。

您和司马辽太郎对谈的几个重点，我没有异议。

令我不安的，是您浓厚的悲情意识和不自觉的亲日情绪。

本省人的悲情意识其来有自。任何涉猎了一点台湾历史的人都可以理解“生为台湾人的悲哀”；1895年，台湾“本岛人”相对于殖民者“内地人”成为次等国民，1945年之后，台湾“本省人”相对于“外省人”再度成为次等国民，历史对台湾人是相当残酷的。受压迫而激起的悲情意识形成一种凝聚力，团结了受苦的人们向强权挑战，最后形成新的势力——这样一个历史发展，我们在波兰、捷克、今天的南非和巴勒斯坦，还有台湾，都亲眼目睹了。

当新势力兴起时，悲情意识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团结工会要面临经济萧条的问题、哈维尔总统要处理国家的分裂、阿拉法特得设法保证他自己的警察不成为新的暴力、曼德拉要在种族和谐与经济稳定之间走钢索——台湾？台湾还在讲“生为台湾人的悲哀”！

老是踩着自己昨日的影子，作为明日追逐的对象，这才是真的悲哀呢！

继续沉湎于台湾的悲情意识，您也使我觉得疏离。当您说“生为台湾人的悲哀”的时候，明显的，您指的是历经过荷兰、明郑、清治和日据的台湾人——那么我，1952年在台湾出生的、从小被称为“外省仔”的人，算什么呢？我，还有我那四十年前流离来台的外省父母，是否也属于您心目中的“台湾人”？

我们不需要您的认领，但是，您是我们的“总统”；当您和一个外国人，譬如司马辽太郎，用“台湾人”这个词时，我想我的父母和我都有权利要求您把我们也包括进去。

如果您把我们也包括进去，如果在您的自我认识中，您不仅只代表那百分之八十的“本省人”，您还代表那百分之十九、二十的“外省人”，以简单逻辑推理，您就不会一再强调自己的悲情意识，让《朝日周刊》以“生为台湾人的悲哀”作为访问中华民国总统的大标题！

身为一个外省第二代，对不起，我没有您的悲情意识。我和我父母的痛苦，流离失根的痛苦，是另外一种历史情绪，和您的悲情意识不一样，但同样的真实。一个本省作家，就说叶石涛吧，他可以大谈他的悲情感怀；一个外省作家，就说朱西宁吧，他可以呼喊失根之痛。他们可以毫无顾虑地这么做，因为叶石涛只代表叶石涛、朱西宁只代表朱西宁。

而您，李登辉，却代表龙应台，代表叶石涛，代表朱西宁，甚至还代表盲眼的莫那能（如果您知道他是谁）；您的自我意识必须比叶石涛和朱西宁都来得广阔，否则，您就只能做同乡会会长，而不是一个“总统”。

历史学家早就指出：受压迫的族群经过悲情意识的凝聚而取得新的权力时，往往面临一个危机，就是悲情意识膨胀所必然带来的自我中心和排他情绪。我们台湾人是不是有足够的智慧避免这个危机？

去年，在美国一个会议上，我听见一位我向来尊重的、为台湾反对运动作过努力的学者说：现在台湾人出头天了！至于在台湾的外省人，他可以决定，要跟我们打拼就留下来，不要的话，他可以走！

我惊愕得说不出话来。

这好比两个妹妹在一个家庭中生长，有一天，婶婶突然对我说：你要跟我合作的话可以留下来，不然你可以走。

她有说这话的权利吗？什么时候开始、透过什么人的决定，这个家突然变成她的了？

历史的讽刺往往是黑色的。日本在1895年取下台湾时，也曾经宣告：愿者留下，不愿者走。

而我们称日本据台为占领，不是吗？

对我说“你可以走”的这位过去的民主斗士，是悲情意识膨胀的一个典型，他觉得悲情意识有一种道德的专利。我不知道您同不同意，登辉先生，台湾的民主有今天小小的成就，固然是“台湾人”打拼的成果，可是，请告诉我，这个“台湾人”包不包括雷震和他的《自由中国》同事？包不包括被关过的李敖和柏杨？雷震、李敖、柏杨、傅正……不去提其他死夜牢狱里没没无名的大陆人，都不属于您口中所念念不忘的“悲哀的台湾人”，可是他们对台湾民主发展的或多或少贡献，有目共睹吧？这些人敢于挑战强权、颠覆统治神话，大致基于一个对自由主义的信仰，和您的悲情意识无关。当我们今天夸夸而谈台湾的民主奇迹时，我们似乎不应该忘记那些为台湾民主牺牲过的人，更不应该选择性地忘记某一些人，因为他们不属于某一个族群或者某一个意识形态。否则，我们就是在重复过去的霸权历史，制造新的“悲哀的台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