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记(第4/8页)

僧房散处,而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 四方趋京师,以货求售,转货他物时,必由于此。

这是北宋时的景观,当时大相国寺大体上已成了自由市场,兼营批发和零售,而香火倒在其次了。我不知道当时寺院方面要不要向这些个体摊贩收取管理费,如果收,那当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大凡寺院都喜欢选择在深山静地的,但大相国寺却置身于闹市中心,这里离皇城太近,离人间烟火太近,色货琳琅、红男绿女,礼佛的钟磬声中,弥漫着世俗红尘的铜臭气和功名欲,置身其间,寺僧们恐怕很难入定参禅的。这次我在相国寺,正赶上一个国际佛教界的书画展,其中有一幅草书“难得糊涂”。我想,这大概是寺僧们内心骚动的一种曲折反映吧。不然,为什么要强制自己装“糊涂”呢?所谓“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风上下狂”,说到底是很难的。本来,相国寺的佛,是入世的佛,你看八角琉璃殿里的那尊千手千眼观音,显得多么能干、繁忙,整个一副女强人的架势。

当我一边徜徉,一边胡思乱想时,无意间在大雄宝殿前看到一块石头——一块极普通、极不起眼的石头,上面有填绿楷书的一行小字:艮岳遗石。

我心中一惊,在几乎每一本关于北宋政治史的书中,都会提到这个名字:艮岳,与之相连的还有另外一个奇特的名词:花石纲。中国的山岳可谓不可胜数,但我敢肯定,绝对没有哪一座像艮岳这样短命的,它的存在大约只有十几个春秋,而正是这座短命的艮岳,却成了中国历史上一根永远的耻辱柱,上面钉着一个腐朽得光怪陆离的末代王朝。

这一切都是从那个风流皇帝赵佶开始的。赵佶是个极富于浪漫气质的帝王。对于苏东坡和柳永那样的文人来说,浪漫气质是一种灵魂的燃烧和开掘艺术至境的斧钺;而对于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帝王来说,浪漫气质则很可能导引出令人瞠目的大荒唐来。有人说,开封四面无山,若把京城东北隅增高,可多子多寿、皇图永固。赵佶信奉的是“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当即诏令天下献石垒山。当然,艺术家的赵佶并不缺乏审美目光,首先,造山的石头要用江南的太湖石,这种石头玲珑剔透,有如苏杭美女一般婀娜多姿;其次,光有山还成不了景,还得有奇花异卉来装点,这样,皇上用不着出汴京城,就可以受用如诗如梦的江南山水。这座费时十数载,周遭十余里的假山就是艮岳。

一座周遭十余里的艮岳要用多少石头呢?我相信,这中间的每块石头都该有一段值得书写的故事。营造艮岳成了宋帝国建国百余年来最大的暴政,一时间,从中央到地方羽檄交驰,闻风而动,“花石纲”成了压倒一切的大事。官员们一个个都人模狗样的成了皇差,带着士兵到处乱窜,任何人家的寸草片石都可能突然之间被指定为“御前用物”,当即加上标识,令主人小心看护。如果看护的程度稍稍令官员们皱眉,那就是“大不敬”,按律主犯处斩,全家流放。即使看护得很好,运走时的那种排场也实在让人受当不起。因为是御前用物,要把房屋墙垣拆掉,焚香膜拜,恭恭敬敬地抬出来。于是,“花石纲”成了官员们最简单而有效的勒索法宝,他一指手或一皱眉就可以叫你家破人亡——这使我们想到公元4 世纪石虎时代“犯兽”的怪事。在从崇宁到宣和的十几年里,千里古运河上舳舻相衔、帆樯连翩,那景观和当年隋炀帝下江南的龙舟相比恐怕毫不逊色。“花石纲”剪江北上,一路迤逦而行,两岸是凋敝的村落和荒芜的田野,饥寒交迫中的乡民也许对这样浩大的船队感到迷茫:皇上要这么多石头干什么呢?他“御前”有普天之下的美女、普天之下的珍玩、普天之下的锦衣玉食,难道还不够受用吗?

是啊,皇上要这些石头干什么呢?黑土地上的子民是永远无法理解的。他们只知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上有受用不尽的好吃的、好玩的、好挥霍的,但他们不知道皇上有着多么奇特的想象力,他不仅要占有“普天之下”所有的好东西,而且还要把这些都集中在自己的围墙里,变成伸手可及的“御前用物”。如果有一天盛传屎克郎也是一种美物,且以此作为时尚,他肯定要在后宫里营造一座世界上最堂皇的粪坑,并用他那漂亮的瘦金体书写一块“大宋宣和天子御用”的匾牌,那么,天下的屎克郎也就大致可以“尽入彀中”而渐至绝迹矣。

在中国的历代帝王中,赵佶大概算得上艺术素养最高的几个之一。一个帝王而有很高的艺术素养,这是很不幸的,不仅是他本人的不幸,也是民族和历史的不幸(只有曹氏父子是个例外)。这种不幸是从元符三年的那场宫廷风波开始的。那一年,宋哲宗赵煦病逝,他没有儿子,继承者将在他的两个弟弟赵佶和赵似之间产生。帝王的宫廷历来是天下是非最多的地方,尤其是事关皇位继承,不闹得你死我活是不会罢休的。宰相章惇首先向赵佶投了不信任票,形势一开始对赵佶不很有利。但这时一个叫向太后的女人发表了决定性的意见。女人的天性似乎和艺术有着某种相通,她欣赏赵佶的才华。我们大致还记得,就是这位向太后,以前对苏东坡也是很不错的。在元符三年的这场风波中,向太后做出了两项具有深远影响的决定,一是把艺术家的赵佶捧上了皇位;一是赦免流放在海南、已经垂老濒死的大文豪苏东坡。把这两件事并列在一起,实在不是滋味,但作为当事人的向太后,却是出于相当真诚的动机,她或许希冀把一种清朗洒脱、带着激情和灵气的文化人格引入政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