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后院（第6/8页）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停下笔来，稍稍抚慰一下战栗的心灵。这就是文字狱，一种极富于中国情调的文化现象。当一个弱女子在江边的危楼上“盘躄匍匐”，走向漫天风雪中的屈辱和苦难时，这是多么惊心动魄的悲哀。我至今不能理解“见者份之”的“份”该作何解释，查阅了《辞源》也仍然不得要领，只能想当然地理解为“忿”的通假字。如果容许这样解释，那么，这些围观者是不是太残酷了一点呢？至少他们是应该有几分哀怜的。而且，在我看来，那些“见者”中，肯定会有相当一部分是文人，目睹了这样的场景，他们还能狂傲得“天子呼来不上船”吗？还能执著得“语不惊人死不休”吗？还能豪放得“淡妆浓抹总相宜”吗？还能婉约得“衣带渐宽终不悔”吗？还能闲适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吗？统统不能，他们只能战战兢兢地交出自己的文化人格，猪狗般蜷曲在专制罗网的一角。

作出这样的结论，绝不是我的主观臆断，而是对一代又一代文化菁萃和士人风骨无可奈何的祭奠。上面说到的那桩《忆鸣诗集》案，在一大堆杀头流放者后面，还跟着一个为诗集写序的查慎行，但案发时，其人已死去多年。说来可怜，查慎行后半生一直谨小慎微，但死后仍脱不了一个“倒霉鬼”的下场。想当初，这位宁海查家的贵公子何等风光，他受学于名满海内的大学者黄宗羲，诗文和人品都相当奇崛。康熙二十三年，当时还叫查嗣琏的他，便“钦赐”进士出身，入南书房行走，相当于皇帝身边的机要秘书。南书房历来是个万人瞩目的干部学院，在这里韬晦几年便可以飞黄腾达的。却不料无意之中触了霉头，他的一位朋友为庆贺自己的生日在家里设宴，并演出自编的《长生殿》传奇。酒也喝了，戏也看了，这一班文人都有点头脑发热，没想到当时正值皇太后去世的“国丧”期间。结果，查嗣琏和在场的观剧友好全被革职拿问，担任编剧的主人和那一班演员的下场就更不消说了。

这是中国戏剧史上的一次大事件。那位做生日的主人，即清代剧坛上被称为“南洪北孔”之一的大戏剧家洪昇。查嗣琏虽然是个配角，他的悔恨却是可想而知的。他从此退隐故里，并改名慎行，字悔余，寓有“痛悔之余，谨言慎行”的意思，有人写诗揶揄道：

竿木逢场一笑成，

酒徒作计太憨生。

荆商市上重相见，

摇手休问旧姓名。

仅仅是“摇手休问旧姓名”么？更重要的是，昔日那个傲骨棱棱、风采熠熠的传统士人的影子已荡然无存。这以后，作为“过来人”的查慎行便有如初进贾府的林黛玉一样，处处存着小心。但小心也没用，到了雍正四年，他弟弟查嗣庭典试江西，因试题涉嫌谤讪被拿问（这件事后来被人们演绎成相当离奇的“维民所止”案，与事实相去甚远）。慎行一支亦阖门被逮，锁押解京，后因得到鞫审大臣回护，才幸免于难。当时的人们深有感慨，认为查慎行之所以能脱身奇祸，皆因为能适时掉首于要津，但他们哪里会想到，若干年以后，冥冥黄泉之下的查慎行，却因为又一桩文字狱而成了名副其实的“倒霉鬼”呢？

我们无法知道查慎行在退隐期间是如何打发时日的，但肯定不会写诗著文（偶尔给人家的诗集写一篇小序大概是例外），即使像别人揶揄他的那种打油诗也不会去凑热闹的。“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到了龚自珍那个时代，文字狱已经基本结束了，他的这两句诗应当带有痛定思痛的结论色彩。但是像查慎行这样的书香门第，似乎还用不着自己去作稻粱主谋。一个文人，总期望能有所建树，在青史上留下点什么。经过短暂的消沉以后，所谓的文化意识便悄悄地苏醒过来，这种文化意识植根于读书人冥顽不化的优越感：我们在精神上最高贵的一群，总不能就这样无所事事地混日子吧。既然不敢从事敏感的经世致用之学，不敢吟诗著文，甚至不敢研究历史，不敢读书，那就只有远离现实的文网，钻进泥古、考据的象牙之塔，用死人的磷火来照亮活人的精神世界。起初，这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个体性追求，但几代人的无可奈何渐次演化为一种历史的自觉，络绎不绝的个体性追求，终于汇聚成一个时代的整体性功业。于是，万马齐喑中崛起了一座奇峰秀挺的文化景观，这就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乾嘉之学。只要看看这一串熠熠生辉的名字，后代的任何一位文化人都会肃然起敬的：惠栋、戴震、段玉裁、龚自珍、魏源……

当然，还有高邮西后街的王氏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