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恐惧与仇恨

在我而言,企图从对家族的考察以及对个人成长经历的回顾,来反映20世纪后半叶人们的生存状态和心路历程,以期更全面地弥补宏观叙事的不足,使后人得以窥见大事记背后所隐含的无数微弱生灵的奇特实况。这一动机看来是愚蠢可笑的,因为历史的公正和客观,要求记录者淡忘一己的悲欢好恶而进行超越道德的批判——这,不是我所能轻易做到的。

我在19岁时成了一名中学教师,在一个醉酒的黄昏醺然穿过1982年的小城深巷,突然遭遇了我童年的仇人——他佝偻地站在路灯下潦倒而苍老。我从5岁开始便牢记着他的面孔,那时他把一挺插上弹仓的机枪架在我家门口,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我的父亲。我在外婆的膝间瑟瑟发抖,不知道那喇叭花一样的枪口何时会喷吐。

后来我知道了他的名字,是父亲煤矿的造反派头目。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一直为童年的恐惧而羞愧,这种羞愧渐渐被岁月熬制成一种仇恨。我难以原谅他对我善良亲人曾有过的巨大侮辱以及对我——一个孩子的伤害。

但是早在我成为一个青年以前,他就被矿山开除了,我也渐渐淡忘了对他的怀恨。而这个夜晚当他重新出现在我被酒精点燃的眼中时,我潜伏的恨意顿生。他不再是一个被生活折磨得瘦骨伶仃的衰朽老人,十五年前的邪恶画面仍历历在目。我杀机四伏地扑向他一顿暴打,他永远无法想象这场横祸究竟因何而起。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为我青春时代的狂怒心存内疚,并由此开始思考关于“文革”的问题。

我的故乡是一个四省交界的偏远小镇,即使今天依旧交通闭塞。外地人很难想象“文革”之火,竟然也会燃烧到这样的角落。

1966年的夏天我只是一个初有记忆的孩子,但恐怖的画面却会让人终生刻骨。那年持久的旱季使河水蒸发出一种死鱼的腥秽,瘴气盈满小街。突然某个午后,河面上浮起密密麻麻的水蛇,摇动着黑压压的扁头,河水顿时浑浊如汤。全镇人目瞪口呆地面对如此奇观,仿佛大祸将至,遂倾巢而出手持竹竿朝水面乱打,无数死蛇被挑上河岸。人蛇大战一直持续到黄昏,一场暴雨才终于结束这次血腥屠杀。

小镇的“文革”之火事实上是由早先考到省城读大学的几个学生回乡点燃的。此前人们只知道山外又在开始一场运动,其具体形式和对象皆不明了。若干年来的运动都是对草民的加害和作弄,因此村民对这所谓史无前例的新的革命皆无兴趣。

这几个大学生是小镇的凤毛麟角,他们在都市学习和洗脑,必然要成为时代精神的先锋和代表。他们秉承一个伟大意志,仿佛怀揣真理,以一种神圣的使命姿态回来,要把小镇拖入历史轨道,并与时代保持同一节奏。他们有知识,比镇长更能诠释“封资修”的含义。没有谁敢于阻挡他们率领一群学弟学妹去焚烧图书室,去砸碎寺庙和老屋的石雕木刻。尤其当人们看见他们可以把土皇帝一般的领导押出来批斗,竟然无人干预时,被压制多年的人民终于找到了泄洪的缺口。

我的父亲当时是一个小煤矿的矿长,他是一个严肃认真的管理者,除了脾气急躁偶尔骂人外,基本可谓是好人。那个夏天,我突然发现他头戴一顶纸糊高帽,十分滑稽地走在街上,而他的身后则跟着一大队扛着刀枪的工人。我兴冲冲地跑回家要拉外婆去看父亲的化装游行,却看见母亲的泪眼——从此,我们被带进了一个惊恐而压抑的年代。

街上新修了灯塔园,那是模仿延安宝塔的建筑,是那个时代普遍流行的批斗台,家父成了那石阶上的常客。他在烈日下项挂沉重木牌,弯腰90度汗如雨下的痛苦造型,成为当时小镇的一道“风景”。母亲实在不忍,用玻璃瓶装上凉茶让我和姐姐送去,我从大人的脚缝中钻进去叫父亲喝水,却被扭着他手臂的人抢去喝光然后将瓶子砸碎。

那个时代,每个基层单位都有武装部,装备了各种“二战”时期的武器。被煽动起来的群众开始有恃无恐地抢劫这些枪弹武装自己,他们似乎突然回到了大革命的农民运动时期,一切无政府主义的行为皆成为时尚。

我看见邻居泥瓦匠在每天擦他的手枪,铁匠天天在打造梭镖大刀,平时老实巴交的镇民忽然都变成了戏剧人物,各自扎着皮带戴着袖标斜挎着盒子炮在大街上巡回,仿佛暴动或起义在即,生活一下子被拉进了战争岁月。母亲是供销社的会计,一个“右派”却要负责财务报销审核,当时那些造反了的同事来报账,都是先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拍,我们每天都在战战兢兢中进入黑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