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末世运偏消幺叔的故事(第4/4页)

但是,历史真是一个巨大的玩笑。他很快被解放利川的解放军当做国民党的逃亡军官抓获,相传要判处死刑。这个高才生在临刑之际,坦露了自己的秘密身份,并要求政府去寻找他的上级某某证实。好在那时此类现象很多,利川政府还是慎重地通过中央找到了那位仍然领导隐秘战线的上级,那个上级一听三哥违令没去台湾,不禁大怒,总算还念旧日私情,通知地方刀下留人,但要作为自动退党人员处理。

可怜这个老地下党员,精通几国语言的高级特工,就被安置在利川县城的红星餐馆,开始了他烧锅炉的生涯。1977年恢复高考时,利川外语教师缺乏,民间才想起这个燕京大学的高才生,纷纷把他请来帮忙辅导孩子,而我也曾是他短暂的私淑弟子。

他到底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知道各种平反的消息,立马开始了他的秘密上诉。所幸他的老上级还劫后余生,在经历了各种“极左”运动折磨之后,也开始理解了他当年的选择。更为重要的是,他的侄儿——原重庆号的舰长牟秉钊——那时正好当上了台湾海军的总司令。大陆的统战工作开始恢复,国家终于想起了这个奇人,立刻来人把他安排到了香港。

他有两个儿子,应他之求,国家同意带走一个,于是他的长子至今仍然留在利川。但是台胞和港侨的身份,已经足以改变三哥一家的全部政治经济生活了。

幺叔三哥的传奇,我也只能讲到这里为止。

80年代中期,我在县委宣传部奉命下乡,终于回到阔别许久的汪营。

我在变迁的坊肆之间,寻找我童年的老屋,我看见我家那临街的木壁被拆开成了一个柜台,里面赫然坐着我久违了的幺叔。

幺叔并未重操旧业,而是零售着乡村社会必需的针头线脑肥皂火纸,生意清淡得恍如隔壁的花圈铺。幺叔拉我进去喝茶,他说终于落实政策,将这栋祖宅发还给了他。我在那些烟熏火燎的墙壁上,还能依稀发现我童年的手迹和贴糊的报纸。

那时,幺娘已经谢世;艺华哥举家去了宜昌,亚华姐在平原,只有幺叔像个孤老,还在这个他经历喜怒悲欢和爱恨情仇的小镇,平静地生活着。

他依旧家无长物,衣饰朴素而整洁。他拿出许多家族照片给我看,都是他三哥转来的。其中有侄儿牟秉钊以及他的孩子们,在加拿大和台湾的豪华别墅前的许多合影。我看着那些依旧荣华富贵气宇轩昂的人们,再转顾落寞清贫的幺叔,怎么也无法想象这是同一个家族的传人。

牟司令给他的信,仍然恭敬地称呼幺爸。两岸的隔离和沧桑,对幺叔而言,又岂止是恍同隔世。幺叔平淡地说,他现在衣食无忧,也无须他们的资助,只是喜欢看看那些侄孙的照片,看看牟家熬过一个世纪之后,依旧没有衰落,内心就非常幸福了。他还指着那老屋说,都快朽了,梁柱都被蛀空了,他就要把它卖了,去和宜昌的艺华哥一起生活。

我突然看见他卧室的床头,还挂着那把我熟悉的二胡。我充满怀旧地取下在手中摩挲,但是琴弦已断,蛇皮已破,满身覆遍了时间的灰尘,再也无法发出呜咽的声音了。

薄暮时分,幺叔送我于古镇小街,默默无言地静观着这正一点一点消逝的古老街景。相去40年的生命,相同背景下成长的少年,各怀一份感伤,揖别着那些隐痛的往事。而这,竟是我和他——一个似同血缘的幺叔——的最后一面。他最终还是离开了祖居地,死在了异乡。而汪营的牟家,再也没有高升堂的这一支人了。一个家族的荣耀与悲辛,必将风化在历史隐蔽的书缝中。

2007年初秋于大理茶隐村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