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故土一拍两散   （第2/2页）

三

许多年后，一个积雪尚未化开的春天，我去了基辅。从机场乘车往城里走，穿越高速路和两边的森林，接近城区时忽然发现，基辅近郊那一片一片高层公寓，同90年代的北京何其相似！一模一样粗劣的设计，单调雷同，大而无当，缺乏温暖和曲线。只有心中无爱的人，才会设计出这么样的一堆楼房和街道。但也有难以言表的差异，或许因为远处若隐若现的绿色森林，还有相对开阔的地平线，使基辅那些丑陋高楼，混杂着一团邈远荒凉的破败与忧伤。

对于语言不通的过客而言，建筑和街道是一座城市的眼神和表情。

90年代的中国，大家都在讨论赚钱。我在中国，类似的饮酒海聊或彻夜策划，也或多或少有所参与。当然，最后一切无疾而终。赚钱的机会，属于能说街头汉语、熟悉本地社会潜规则的当地人，或许零星几位快速进入状态的“海归”。我只是一位无正当职业的加州亚裔男，回国寻根一段被刻意抹去的忧伤和记忆。而北京，已经成了一座没有忧伤的城市。

90年代是美国经济的黄金时代。但我的个人境况终未改善，陷于无底的迷惘与失落。连续几年，不断重复一个越来越荒唐可笑的程序：收拾行李，卖掉汽车，中断租约，飞回北京；两三个月之后，又怀着无边的悲凉和决绝，黯然离开。

回想起来，那几年的状态，像极了一场痛苦的离婚持久战。分了合，合了吵，吵了分；周而复始，直至油枯灯尽，精疲力竭，终于一拍两散。我真正放手的，是对于故土和童年记忆的渴望和搜寻。其漫长与刻骨铭心，甚于每一次男女感情破裂。

2003年秋天，默多克先生访问结束之后，有亲人和朋友劝我留下。无论如何，在北京做同声翻译，也算是很好的职业。我不知该如何对他们解释，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我与过去那个影子的离婚战已经打完。从那时起，我慢慢地适应了新的北京。前提是给自己确立一个合适的位置——过客。相敬如宾，平淡如水，随时来去。

四

1999年，一位新结交的朋友突然去世。他是个木讷、刻板的男人，过分偏执的写作者，心不在焉的丈夫和教师。他叫苇岸，崇拜美国的梭罗。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天，我赶到北京时，苇岸兄弟已经下葬。

我终日枯坐在屋里，翻读苇岸送给我的散文集《大地上的事情》。离开中国之前，又去书店买回来两三本书：刚出版的《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还有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共产主义》。当时我这么想：或许自此一去，再不回头。在我混乱的心中，悲伤与温暖，记忆与告别，祖国与天涯，汉语和他乡，慢慢被水浸透，字迹模糊。

一个故事，最怕一开头就被人猜到结尾。或者，还有更糟糕的可能：以负载悲剧的人物开始，以轻飘飘的漫画结束。这样的故事，不该再讲下去，否则就成了俗套。所谓古拉格群岛，我没见过。书上讲的惨烈故事，与我体验的加州生活，找不到真实的联系。在1989年，20世纪的故事已经结束。

默多克先生是一位和蔼的老人。无法想象，我的失忆，或北京的失落，与他能有什么关系。默多克先生到北京来了。那时，听说索尔仁尼琴老先生已在莫斯科郊外一片森林中安下了宽敞的新居。

告别前的一天晚上，默多克先生和儿子邀请我喝一杯。老人和儿子伫立窗前，俯视下面蒙在尘埃中的灰墙绿瓦，还有参差的脚手架、起重机。父子俩兴致很高，指指点点，看得出来，他们喜爱北京。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概念的胜利。如同60年前访问苏联的欧洲左翼作家站在克里姆林宫上，仰望飘扬的红旗。我们站在新北京的中央，东方广场君悦酒店的顶层。底下发生的一切，使我们兴奋，也离我们很远。在楼顶和楼下之间，横亘着一光年远的心理时空裂痕，它比从中央公园到长安街要更漫长而且遥远。

从未认识海子，他的诗句却给我留下长久的震撼：“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据说，他于1989年3月26日卧轨自杀。在某些情况下，选择死亡，亦可被理解为对爱的极端表达。我相信一个写诗的农村孩子渴望接纳和爱。我猜想他是腼腆的，土气的，十分缺少勾引女孩所必需的魅力。海子已死；我没有故事，没有诗，只当了加州亚裔男，和默多克先生的翻译。

这三年里，《金蔷薇》和遇罗克的书我都读了许多遍。父辈和上一代人，或许在高中就读了这些书，有些还经历过类似的故事。因为这些书，我可以直视默多克先生和善然而讥讽的眼睛。但我决意在他缔造和统治的世界，当永远的流浪者和漂泊者。“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硬起心肠，一直朝前走去。哪怕大地下沉，天空变黑；哪怕家乡最后的痕迹，从地球上永远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