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纳雄耐尔   （第2/3页）

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也并非没有原则性的分歧。其一是阶级专政：既然是无产阶级革命，则应该由所有工人，以民主的方式，实行整个阶级的专政。如果由斯大林委派来的政委们专政，革命岂非白折腾一场。其二是连续革命：苏联人应当诱发最先进的西方国家一道革命，实行国际性的社会主义。关上大门自己闹军事共产，终归没有前途。

听说托洛茨基要撰写一部名为《斯大林》的长篇专著，克里姆林宫便下达了格杀令。

三

我到欧洲漂游数年，有一回，我惊异地发现，精心拟定的行程，竟然与革命前托洛茨基某次逃亡的路线大体重合。比照传记中发黄的地图，我逐站核实，唏嘘良久。

可以核对的事实是，不论是在维也纳还是在柏林、日内瓦，托洛茨基获得了当地社会民主党的慷慨资助。第二国际的互助机制，那时尚未瓦解。马克思于1883年去世，恩格斯于1895年去世，他们留下这座大庙，在欧洲剩下两位掌门人。一位名叫伯恩斯坦，早年被德国政府驱赶至瑞士，后来去英国与老病的恩格斯为伴，乐不思蜀；另一位名叫考茨基，留在马克思的故乡，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老大。西欧大陆连续几十年未发生战争，经济繁荣，各国的工资水准持续上升，包括最底层的工人。德国实行过一段新权威主义，后来俾斯麦退休，选举逐渐放开。社会民主党在帝国议会中的席位，由百分之十几上升到三十几。在100年前，社会民主党在西欧和中欧，经过马克思之后几十年的缓慢博弈，正在进入主流社会。

在维也纳的那段日子里，托洛茨基认识了一位出身背景和观念理想都与他极其相似的波兰犹太女子，名叫罗莎·卢森堡。她比托洛茨基年长8岁，一样地心高气傲、聪敏绝顶——德国社会民主党里崛起的咄咄逼人的新星。

托洛茨基与罗莎关系奇特，既互不相让又惺惺相惜。罗莎遇害后，托洛茨基曾寄予深情的赞词。也许正因为他们是最天才、最具人格力量的革命者，历史才将他们的姓名和思想紧紧拴在一起。两人最后遇难的方式，也神奇地类似——头颅骨被敲碎——惩罚那颗不安分的脑袋。

四

那一连串小国家，各有引人肃然起敬之处，亦各有必须防范之处。搭上火车，三四个小时就能穿越一条新的国界，接近一段截然不同的历史。我不明白，那些小国家的人民，为何不爱互访，特别是老年人。也许是几十年的积怨、血腥的记忆，或者干脆就是没头没脑的势利和轻蔑。过了很久，我才知道，在过去100年里，他们各自的边界，不是坚固的城墙，而是起伏的潮汐、翻滚的泡沫、游弋不定的波浪。在100年前，作为独立国家，其中的大多数并不存在。

我慢慢还发现有些不便随意触碰的话题，比如，托洛茨基的名字。某些久远的、隐忍的、深入骨髓的憎恨，开始冒出污黄色的气泡。不是完全针对解体了的苏联，或是消散了的红色意识形态，更多更主要的，是针对托洛茨基和罗莎共同的种族。

不止一个人悄悄地告诉我，欧洲20世纪的战争与革命，千万人无辜死亡的大灾难，总归与“他们”有关。不论是金融大亨，还是赤色激进分子，“他们”总是要破坏和瓦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因为“他们”最习惯的生存方式，是悄悄寄生于另一个国家。

我不太相信这些话。无论如何，托洛茨基、罗莎和考茨基不可能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同属于一个巨大的国际阴谋。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投票支持战争，法国、英国的左派党或工人党也做了相似的决定。这意味着，各国的工人大众总体而言支持祖国和政府。这也意味着，欧洲工人阶级为了老板和将军们，开始了自相残杀。马克思的幻想和希望，在这一天已经破灭和死亡。

罗莎生于1871年，与巴黎公社那个短命的组织同年，与那首响彻全球的《国际歌》同年。她追随列宁和托洛茨基，宣布与社会民主党决裂，成立了另一个党，取名“英特纳雄奈尔”，这个词的意思是：无产者的国际主义。

这是罗莎和托洛茨基共同的精神底线。法西斯主义者对所谓“犹太国际阴谋”的解释失之肤浅。不能否认，作为个人，他们真诚而无私。在无意识中，他们背负着那个古老流浪民族的神秘心灵和悲剧命运，虽然他们自己不能承认。

后来德国战败，亦爆发革命，但情况完全没有朝着托洛茨基所希望的方向发展。罗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她不乐观，但是，为了不背弃同志和同伴，她赔上了自己的性命，比托洛茨基先走了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