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阶层的瘫痪   （第6/7页）

晓晶没成为施朗勃热的情妇或女友。她用卖空这只股票赚的钱，独自搬到了旧金山。人们合乎逻辑地怀疑，晓晶的投资战略受到前夫大卫·施特劳斯的内幕消息影响。

十一

2009年11月初，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天。维也纳南站附近一个咖啡馆里，82岁的劳伦特·施特劳斯和他从美国来的儿子见面。分离30多年，父子之间难以辨认。不过，两人都竭力控制情绪，尽量自然地谦恭有礼。老施特劳斯掏出电话，叫来司机和车，邀请儿子一道去斯洛伐克共用午餐。

奥地利和美国不同，道路蜿蜒、细长、僻静，通向边界的干道上没有汹涌的车流。小车的皮座位宽敞而且松软，司机是个干瘪瘦弱的中年俄罗斯人。大卫意识到，早已退休的老父亲似乎并不贫困，而且兴趣广泛，思路敏捷。

45分钟后到达边界。检查站早已撤去，但能明显感觉到，公路那头仍然是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乍一看去，似乎每棵草都长得不够绿，不够整齐。破旧的“社会主义”公寓，不合逻辑的公路排列，颜色过分鲜艳的广告牌。小施特劳斯不知自己是否又到了中国外省，但他感到轻松、畅快，忘却了旅途的焦虑和疲惫，还有破碎的事业和家庭。

在餐馆里，大卫斟满摩拉维亚红酒，父子俩一饮而尽。

据说，大卫的曾祖父虽然是个工人，却会讲6种语言。家乡在乌克兰顶西边一座名叫乌什格罗德的小城，紧挨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长大以后，老施特劳斯考验他的父亲，发现他对自己的语言天才有所夸张。事实上，他正确地使用6种语言仅能流利地讲两句话：“喷香的烤鸡！您出个价儿吧！”“长官大人！请别朝我开枪！”

在俄语里，“乌克兰”这个词含有“边缘地带”的意思。过去100年中，乌什格罗德和整个西乌克兰地区的国家归属多次变换。20世纪30年代的大饥荒中，老施特劳斯的父母亲相继去世，他的童年在当时遍布苏联各地的孤儿院中度过。他16岁加入红军，参加过基辅和列宁格勒保卫战，后来全军被围，弹尽粮绝，随同大伙儿投降做了俘虏。

吃完饭，只用了20多分钟车程，父子二人又回到奥地利。所谓边界，只是绵延的森林，还有广阔、绿色的田野。65年前，奥地利东部的主要部分皆被苏军占领。后来因为大国棋盘微妙变更，还有讨价还价过程中难以揣测的武断和随意，奥地利终于划归西方。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寂静或空旷成了西方的基本视觉特征。当然，也包括过分规整的舒适和惬意。大卫突然想到，假如他也能在一两小时里开车去北京喝茶，然后在同一天下午返回安静的弗吉尼亚小镇，那是怎样一种滋味？

在那一刻，大卫强烈感受到美国的遥远和孤立。对这儿的人们来说，东方、西方、南方和北方，都有既暧昧而又格外具体鲜明的意义。从家门口的小路上，父母的旧相册或祖父母的婚史里，这儿的人直接感受文明的飘摇与界限的脆弱，还有生命中的无常、背叛、狡猾和世故。历史给了美国人一个巨大的角色。凭着年轻和勇敢，还有过分单纯，以及中学生似的意识形态，他们吸纳并且相信了这个角色。而且在舞台和导演早已变更了的今天，他们无奈地、习惯性地重复已经不合时宜的戏路、台词和表情。

老施特劳斯累了，在河边坐下。他又谈起当年一道跳车逃跑的伙伴：“再没见过他们，大约都死了吧？为何我活这么长呢？”他又露出灿烂的、老顽童一样的笑容：“你知道，当时每辆卡车上，20多个遣送回国的弟兄，只有两三个英国兵看守。我们都跑的话，他们怎么拦？可是弟兄们不跑，他们都静静地坐着。”

沉默好久，老头子又说：“这辈子，碰到不少事。我守着一个诀窍：大队人马往哪儿开，我一定朝相反的方向跑。就这样，活了82年。”

天色渐晚，靠在椅子上的老人睡着了。大卫仔细端详父亲：典型的德国老人装束，质地讲究的毛衣、皮鞋，褶皱的脖子，雪白稀疏的眉毛。他想象那个从未见过的故乡，神秘的山脉，星星点点的东正教堂。但这儿是欧洲中部，脚下流淌着灰绿色的多瑙河。大卫意识到生命不论何其窘迫，还是有别种选择。看着父亲蜷缩瘦弱的身躯，他从哽咽的喉咙里，默默叨念：“谢谢，爸爸！保重吧。”

十二

几个月后，《收缩经济学》一书广为畅销。一度有不少基金投行的交易员们把书中数段语录做成条幅，贴在交易桌前的电脑屏幕上，引起若干公司高管的不快：

捆绑沽空的获利原则，来自施特劳斯曲线倒挂阶段的社会群体特性。在每个复制型的国家或社区，我们发现完全雷同的现象：最难以刺破的是数字化的集体幻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