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了的纽约客   （第2/2页）

那年夏天，我出国念书后第一次回国。总体而言，那不是一次愉快的经历。再回纽约后，我变得敏感、激愤、好斗、多变。必须承认，当时我的精神状态使罗莉无所适从。我嘲笑她对中国事物的天真爱好，刻薄地批评周围几乎所有的中国人。与此同时，只要罗莉的犹太朋友谈及中国时流露出些许冷漠或者鄙薄，我又认为自己受了侮辱，并因之暴跳如雷。

在我们之间，从未发生无法弥补的冲突，只是慢慢地疏远、隔膜。1995年，罗莉最后一次来旧金山看我，带上了她新结交的那位小书呆子男朋友。我讲述我的第一次环球旅行：布拉格—圣彼得堡—莫斯科—北京—文切斯拉夫广场—北方的白夜—淡蓝色的斯莫尔尼宫；他们听得好奇，但没表现出太大的兴趣或共鸣。我巨大的兴奋和激动，在他们那儿，就像沉入静水的石头；两圈浅浅的涟漪，之后是凝固和沉寂。

三

20年前，我是个签证过期的中国留学生、打工仔。罗莉从未嫌弃过这些。她向我张开双臂，邀请我进入她的世界。那是一个慷慨、率真、热闹，又比较自我中心的世界，就像曼哈顿岛本身。

几十年前，她的先祖乘坐大船来到这里。从灰色的海面上，罗莉的祖父母望见淡蓝色的自由女神。那时的华尔街楼群，不如现在这般自恃或嚣张，或者还包含些许古朴和优雅。对罗莉和其他那几位姑娘的祖辈来说，这儿是一段艰苦旅途的终点，生命和奋斗的彼岸。在不堪回首的晕船、呕吐和担惊受怕之后，在逃出战火、迫害、分崩离析的家园之后，他们不可能得出任何别样的结论。在这儿，他们繁衍、劳作，并把相同的信念传给儿孙。这片新的土地，是梦想的起点和终点。

哪怕在最不开心的时候，年轻罗莉的圆脸蛋上，也还是时时泛出憨直而有些稚气的微笑：乐观、热情、固执、过分地自以为是。从认识的第一天起，她就不假思索地认定，我会把纽约和曼哈顿作为自己生命旅途的目的和终点，从肉体到精神和感情。她不理解亦不承认土地和命运的曲折、回转、断裂、多变。她这种心态并非出于某种浅薄的优越感，而恰恰是发自内心的本能和善意。可惜我太脆弱、太自负，也太分裂，对罗莉的一片真诚，我理解得太晚。

现在我当然也还常去纽约。这个城市对我来说分外熟悉，但又变得有些陌生。偶尔还能发现一些亲切的、令我伤感的微小细节。我不好意思对人承认，所有曾经一道盘桓的老朋友，都散去了，搬走了，失去联系了。

纽约是旧欧洲和新大陆之间的中介。当你从欧洲回望美国，纽约的这项功能变得分外清晰、不可替代。这也是最国际化的一座美国城市，它的国际意识依据一个大前提：磁场的中心在它这里，整个世界历史围绕着它在演变。

纽约磁场的巨大张力，一度依赖广袤欧亚大陆上柏林/莫斯科与它的对抗。它的文化磁力来自整个20世纪前50年欧洲的腐朽、衰颓、内战和动乱。这场动乱给美国和纽约送来了马尔库塞、纳博科夫、雷马克、温德尔，还有无数像罗莉祖父母那样的医生、律师、科学家。但是，对立面一旦瓦解，磁力与张力是否随即消逝呢？

假如来了一位新朋友，我会对他（她）说：一道去纽约罢。看看自由女神，华尔街上的铜牛，大都会博物馆，现代艺术馆，麦迪逊大道或第五大道上的品牌店，中央公园里的秋风，日渐奢华、拥挤、肮脏、虚伪的苏豪和东村，坑洼不平的高速路，萧索黯淡的纽瓦克，平整枯燥的皇后区，更为丰富然而朴实的布鲁克林，不论春夏秋冬一律身着大黑袍子的犹太教徒，恶俗拥挤的法拉盛，布鲁克林南岸，灰绿色的海滩上，成群呆坐着的俄罗斯老人，康尼岛上的野狗，废弃的游乐园……徘徊在十字路口上，一个衰落帝国泡沫时代的璀璨象征。

当然，我绝不用无聊的往事去烦扰一位初来乍到的朋友。我不会承认，在内心深处，仍然期待着那一天，在街上突然见到她，最亲爱的、被我弄丢了的老朋友罗莉；过了20年，她还是那么优雅，那么美。我们惊叫、落泪、紧紧拥抱，我把脸埋进她发白的卷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