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时代的孩子   （第2/3页）

顺着莫斯科河，踩着开始融化的积雪，我们遛到半夜。分手时，尤莉亚郑重邀请我参加十天后的一个聚会。去看热闹，尤莉亚满脸坏笑：看美国佬出洋相呗！

三

那次聚会的地点，在价位中档的乌克兰酒店会展大厅。严格地说，我们不是受邀请的客人，更没有权利参与聚会所涉及的任何正式社交，名副其实是混进去看热闹的。

主办者是一家国际婚介公司，主题直截了当：美国男人结识俄罗斯女人。据说，为了参加为时两周的国际寻偶之行，每人需缴纳不低于1万美元的基本费用，包括食宿、机票、几次大的集体社交会面，等等。也有额外的服务，比如，客人单独与某位女郎约会，倘若语言不通，可配备翻译全程协助。在三人约会的特殊情况下，费用则有适当追加。

大厅装点得喜气洋洋，喇叭里播放着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纽约老歌。一大群美国男性已先行就座，或者聚集在酒吧边上闲谈。我瞥了他们两眼，中老年居多，秃头和发福的居多，绝大多数是白人。但我不敢多看，已经感到尖利的目光朝我刺来，毫不掩饰的敌意使我耳根发凉。更多的眼光赤裸裸地跟随着我身边的尤莉亚。大约10分钟后，大门敞开，姑娘们鱼贯而入，紧张气氛顿时弥散。

屋子越来越满。可以感觉出来，女性的数量超过男性不止一倍。我原先隐隐约约听说过这个产业，没想到如此集约化、规模化、流水化作业。参加聚会的俄罗斯女人大体显得文静，有些教养。相比之下，假如一个美国男人不是华尔街交易员，或迪士尼公司的专聘律师，不如花这一两万美元，没准儿能找到如花似玉而且听话的俄罗斯姑娘——至少在她取得绿卡之前。

我第一次踏入美国，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唱得最熟的美国歌，是鲍勃·迪伦、西蒙和加方克的。屋里这些过分迫切的老男人，该是那些美妙歌曲的同代人？在一张张臃肿拘束的面孔上，丝毫看不出浪漫时代留下的痕迹，与好莱坞电影刻画的标准美国男性更是相去甚远。在那个奇怪的夜晚，我意识到，我的青春，已留在了那曾经热爱过的彼岸。

晚会结束。尤莉亚差我买酒。出来时，因为地板打了厚厚的蜡，我滑倒在电梯前面，闹了个仰八叉。三瓶红酒碎了两瓶。我衬衫上沾了红色的液体，裤子湿透。摇摇摆摆走出来的美国男人，一致为我欢呼鼓掌。尤莉亚把我扶起来，我们相互偎依着，把剩下的那瓶酒，一口口喝完。

四

后来我去欧洲游历，告别了尤莉亚和莫斯科。她考上了莫斯科郊区一所普通大学的心理学系。每天上课下课，搭地铁4个钟头，还要打工。她找了个小男朋友，是个学计算机的俄罗斯男孩，非常善良。

我知道尤莉亚总出现各种小危机，抑郁症、厌食症，进过几次医院，包括精神病院。有一回，我请尤莉亚到布拉格玩。半夜三更，她忽然闹起来，和我大吵一架。清晨，我看见她坐在洗手间里，脸色苍白，地上有鲜血。她的手腕上，有一条幸好不太深的伤痕。

我是中国男人，她是俄罗斯女孩；面对着大写的“欧洲”或者“西方”，我们共同拥有一份羞于承认的自卑和渴望。不过，这种纤细的共同性，可能仅存在于一个有限的时空。对她而言，布拉格或者都算不上“西方”。那种拉丁化的斯拉夫语文，憋了三五天后，她能看懂一大半。幽静古朴的中欧式小街道，与粗犷蛮横的莫斯科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尤莉亚能够捕捉到甚至读懂，那些成功“脱俄入欧”或“脱东入西”的捷克人，眉宇体态眼神中不经意流露出的、藏在种族基因里的微妙信息。而我不能。

有一回兴起，一道去参观纪念“天鹅绒革命”的博物馆。可想而知，那些同过去相联系的符号标志，诸如列宁雕像、苏联军服之类，被展示为丑陋邪恶的象征。出来之后，尤莉亚情绪很糟糕。她从未听说过“七七宪章”，戈尔巴乔夫上任那年，她刚出生。她从小爱听的是美国“朋克”摇滚乐。博物馆外面，是昔日的文切斯拉夫广场。四面满是熙熙攘攘的游客，还有艳俗昂贵的商店。色迷迷的意大利老男人和满口酒气的英国球迷，朝尤莉亚吹响口哨。说句不好意思的实话，假如我在随便哪个欧洲城市也招来这么火热而且频繁的目光，再深再重的情结或痛苦记忆，也早抛到了九霄云外。但她对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沉湎于无从排解的沮丧与哀伤。

在那一刻，我重新发现了我们之间不可切断的某种联系。不是吃意大利老男人的醋，更不是怀念《莫斯科—北京》那首难听的老歌。只是当我们从不同的方向匆匆赶往一场盛宴时，发现它已经散场。门卫仍然态度高傲，发给我们准入的名牌——她的写着“漂亮待嫁穷困俄罗斯妞”，我的写着“崛起中国流窜小商人”。我们都不喜欢分派给自己的角色，而我们原先的自卑感在迅速地消失，曾有过的真诚希望，亦同时烟消云散。